北京的会议室没有安排记者。

长桌两侧坐着血管外科、肝胆外科、重症医学及涉外医疗协调人员，屏幕上是刚传回的术中资料。

会议开始前，所有人的手机都按要求统一管理。

钟山沈坐在靠近屏幕的位置，面前没有宣传报道，只有病例摘要和几张放大的血管截图。

工作人员先通报调查进展。

术前参数修改已经得到初步证实，助手删除记录的行为也有对应证据，相关材料正在固定。

钟山沈听完，只问了一句。

“抢救资料是不是全部拿到了？”

“手术原始录像已经开放加密访问，监护数据正在持续同步。”

老人点头，示意先讨论患者。

负责汇报的专家将影像切换到毁损区域，圈出门静脉汇合部剩余的组织。

“局部结构破坏严重，常规修补缺乏可靠落点。”

另一位专家接着说明，患者已经接受大量输血，凝血、代谢及组织水肿都在增加再次操作的难度。

临时体外回路缓解了部分淤血，却没有恢复正常的入肝血流。

肝脏正处于持续低灌注状态。

“只讨论能不能接上血管，已经不够了。”

重症专家把几组趋势图放在一起。

“重新建立循环的过程，也可能让他无法承受。”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有人提出先由国内团队远程参与，有人建议联系欧洲当地更大的移植中心。

这些工作其实都在推进。

维也纳方面已经组织多轮会诊，几家外院团队也看过资料，至今没有给出可实施的补救方案。

钟山沈把手里的笔放下。

“他们现在缺的，不是再多一份风险评估。”

他看向屏幕上的术野截图，手指在桌面轻轻点了一下。

“缺的是能在这种血管条件下，重新找出可用路径的人。”

一名专家缓缓点头。

“需要同时处理极端血管重建、复杂腹腔组织分离和多器官灌注失衡。”

“还得能在术中随时改变顺序。”

旁边的人补了一句，随即又沉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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