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巾丢失那件事，终究没了下文。

阿雅大姐自那以后再也没去过供销社，熊建国几次在寨子里远远瞥见她，对方要么低头匆匆躲开，要么干脆转身进了旁边的巷子，显然是不想和他碰面。

熊建国心里虽有疙瘩，可总不能追着人家要说法，无奈之下，只得自认倒霉。

到了月末盘账那天，老陈拿着短缺清单找到他时，他没多说一句话，默默从口袋里掏出钱，在单子上一笔一划签下自己的名字。

刚领到手的二十七块工资，还没捂热乎，就硬生生抠出两块六毛钱赔了进去——这可是他大半个月的伙食费，够买二十多个白面馒头，或是打三斤多煤油，能让他在夜里看书看上好一阵子。

熊建国捏着剩下的钱，心里五味杂陈，却也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权当是交了笔昂贵的“学费”吧。

这“学费”虽然心疼，却比任何说教都管用，彻底浇醒了之前还带着几分天真的他。

他终于明白，供销社这三尺柜台前，虽然绝大多数社员乡亲都是直肠子的实在人，挑好东西总会规规矩矩递上钱票，连一分钱都不会差，但也难免夹杂着个别爱钻营、贪小便宜的主儿。

这些人一进供销社，眼睛就滴溜溜转，目光总在柜台角落或是没人注意的小商品上瞟，一旦发现营业员忙不过来，就想趁机顺手牵羊，把橡皮、针线盒这类小东西往口袋里塞。

打那以后，熊建国再接待顾客时，精气神儿提得更足了。

遇上看着眼神飘忽、手不老实的人，他就打起十二分精神，多留个心眼儿，视线在对方身上多停留片刻，有时还会故意问一句：“同志，您还需要点啥？

我帮您拿。”

通常这话一出口，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就会慌神，要么随便拿点东西赶紧结账，要么找个借口转身就走。

或许是在这人来人往的柜台前历练久了，见的人多了，熊建国渐渐练就了一种“看人”的本事。

生客往柜台前一站，他只需扫一眼对方的神情——是坦然自若还是眼神躲闪，看对方眼神流转的方向——是盯着商品还是瞟着四周，再瞧瞧举手投足间那股劲儿——是干脆利落还是磨磨蹭蹭，就能把这人的脾性猜个八九不离十。

要是遇上看着实在的老乡，他会耐心介绍商品；要是遇上看着不地道的，他就多留个心眼，全程盯着，让对方没机会下手。

所幸，绝大多数社员都是热心肠的好人。

有时熊建国忙着招呼这边的顾客，没看住另一边，旁边排队的老乡发现有人想偷东西，就会扯着嗓子高声吆喝一嗓子：“哎！

那边那位同志！

东西还没付钱呐！

可不能随便拿！”

被抓个现行的人，顿时臊得满脸通红，耳朵尖都红透了，慌慌张张地把藏在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啪”地往柜台上一扔，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头也不回地灰溜溜跑了。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熊建国都会感激地冲那位帮忙的老乡笑一笑，心里暖烘烘的——这乡土间的善意，总能化解那些小插曲带来的不快。

然而，比起这些偷鸡摸狗的小麻烦，最让熊建国头疼不已的差事，莫过于卖猪肉。

倒不是因为猪肉沉、搬着累，而是因为猪肉的规矩多、手续杂，稍不注意就容易出岔子。

供销社的猪肉，主要来自公社下属各生产大队。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凡事都有严格的规定，就连社员自家养的猪，都严禁私自宰杀，必须统一送到公社指定的屠宰场处理。

这规矩是死的，谁也不能破，要是有人敢偷偷杀猪，一旦被发现，后果可严重了。

政策还规定得特别细：一个大队一年内养出的第一头肥猪，宰杀之后，必须把一半的猪肉卖给公家，也就是公社。

公社通常会把这部分猪肉的购销任务交给供销社，再由供销社按计划供应给社员——毕竟供销社是公社里最集中、最方便大家买东西的地方。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