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缺点也比较明显：由于设备规格小，放映时银幕边缘常会出现一圈模糊的白色边框，像给画面镶了个“白边”，多少会影响画面质量。

一旦真正深入放映事业，廖敏才深切感受到，那个年代的观影体验其实是格外粗糙的——银幕是用白布做的，有时还会有破洞，放映机偶尔会卡顿，声音也时大时小。

但在那个精神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能看上一场电影本身就已属不易，足以让翘首以盼的观众们心满意足、大呼过瘾了，谁还会在乎那些小瑕疵呢？

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廖敏确实非常珍视这份工作。

工作强度不算大，而且每次到一个大队放露天电影，都会受到社员们的热情款待——大队干部会提前杀只鸡、炒几个菜，让他们吃饱喝足；有些社员还会送来自家种的水果、炒的瓜子；散场后，大队干部甚至会送上些香烟、酒水，以示感谢。

廖敏每次都不好意思收，可社员们总是硬塞给她，说：“你给我们带来好看的电影，这点东西算啥！”

社员们观影的热情，始终高涨得让人感动。

只要公社广播站一播报放映队要去哪个大队，那个村子就如同盼过年一般欢天喜地，早早地就沉浸在期待的氛围里。

孩子们会围着放映队的车，叽叽喳喳地问：“今天放啥电影呀？

啥时候开始呀？”

大人们则会提前把晒谷场打扫干净，搬来石头、木板当座位，有的还会带上小板凳，早早地占个好位置。

这景象，廖敏完全能够理解——在她自己的知青岁月里，看电影就是最高级别的精神享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文艺园地百花凋零，电影行业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能公开上映的影片屈指可数。

反反复复放映的，几乎只有被大家称为“三战”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再加上《红灯记》《沙家浜》等几部样板戏，偶尔还会有几部来自苏联、阿尔巴尼亚、朝鲜的引进片。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社员们收工之后，往往就是开会、学习、讨论和 “斗私批修”，生活单调得很。

所以，看一场电影堪称难得的、高规格的享受，哪怕是看过好几遍的老片子，大家也看得津津有味。

作为观众时，廖敏能感受到这份热情；但当她真正站在放映员的位置上，才亲眼目睹了什么叫“什么也阻挡不了”的观影狂热。

那年十二月的一天，天气冷得要命，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公社广播站早就反复播报：越剧电影《红楼梦》将在后半夜十二点以后在公社大院公映。

之所以这么晚，是因为需要“走片”——得等县城的电影院放完第一场后，胶片才能由专人送到公社，继续放映。

对当时的公社来说，能放映《红楼梦》这样的“新”片，可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毕竟之前大家看的都是“三战”和样板戏。

为了能看上这部电影，许多住在偏远大队的职工和知青，不惜从十多公里外的地方赶来。

他们有的骑着自行车，顶着刺骨的寒气，冻得手都握不住车把；有的则是步行过来，一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积雪，鞋子和裤脚都湿透了，却丝毫没有怨言。

山区冬夜的严寒可想而知，气温降到了零下好几度，哈口气都能看见白霜。

还不到晚上十一点，公社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上千人。

大家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戴着棉帽、围巾，在寒风中瑟瑟缩缩地跺脚取暖，却紧紧地将放映机和幕布区域围了起来，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仿佛生怕这好不容易盼来的机会会溜走。

无数双眼睛紧盯着放映机和通往县城的路口，时不时就有人伸长脖子张望，焦急地问：“片子怎么还没来啊？

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直到深夜一点多，远处终于传来了摩托车的轰鸣声，有人激动地高喊：“片子到了！

片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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