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对话，也发生在剩下三大报社的编辑部里。

《商报》是四大民报之中，跟随朝廷政策最紧的报纸。

商人本身就没有太多的政治立场，而如今大明正是蓬勃发展的时期，跟着官府的政策走就能吃肉，所以《商报》反而是更关心朝廷的政策。

当然，《商报》关注的仅仅是产业政策，加上一些经济和军事上的动态，对於其他内容并不太感兴趣。

能够提前知道朝廷的产业政策，《商报》积极响应，立刻派人前往京师，参加报业联合会的筹办会议。

《新君子报》的总编陈於陛，是前辅臣陈以勤之子。

身为辅臣之子，陈於陛更是知道办报和朝廷之间的紧密联系。

《新君子报》因先前在江南问题上的立场，被江南士绅抛弃。

《新君子报》只能转向市民市场。

但是让陈於陛惊讶的是，《新君子报》竟然突破了其他报纸的增长限制，获得了新的增长。

後来陈於陛自己调查，这才发现，这些新的增长，来自於飞速增长的市民阶层。

不知不觉之中，大明已经有了一个数量不小的市民阶层。

虽然这些市民阶层目前还只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且主要集中在北方工业兴起的城市，但是这些新的识字阶层，对於报纸，有着和其他阶层不同的需求。

很多市民阶层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和士绅阶层不同，他们本身就不是统治阶层的一份子，对於太过於严肃的政治内容并不感兴趣。

相反，他们更加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同时还在狂热的需求廉价的精神娱乐。

这个感觉也不是陈於陛乱猜的，这些新晋的市民阶层，大部分都是新工厂的工人、小商人，或者新兴产业的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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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吃饱饭之後，他们自然也对娱乐提出了需求。

但是如今大部分的娱乐还是很贵的。

唱戏听戏这种娱乐，每天都要上工的工人也没有时间，他们也没钱邀请戏班来自己家中唱戏。

士绅会读书自娱，这些新市民阶层只是经历扫盲教育，对於高深的经史子集看不懂，也没有兴趣。

所以《新君子报》在转型之後，专注於市民文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这些市民阶层关系自己的事情，对於朝廷的大政不关心，但是不代表他们完全不关心政治。

相反，他们对於和民生联系紧密的内容，产业税收和市政管理的政策十分的敏感。

比如顺天府曾经联合治安司，准备对摊贩徵税，这件事遭遇了市民阶层的联合抵制，最後不了了之。

这个见面会，可以让《新君子报》能够更多的了解有关这方面的政策，这对於报纸的发行量将会是进一步的提升。

《江左雅报》是最後一个知道消息的，因为它的编辑部设在苏州。

主编周履靖，是着名的藏书家、家、文艺评论家，是王世贞的好友。

《江左雅报》取代了原本《新君子报》的地位，成为江南士绅的代言人，也是江南文化的宣传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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