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後期为了扑灭太平天国起义，允许地方团练设立厘关，徵收厘金。

这项权力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後，清廷都没能收回，东南各省通过厘金，获得了中央财政外的收入。

清末能发生东南互保，其基础就是这厘金收入。

其实不仅仅是清末，近代法国、德国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苏泽想起了自己读书时候的课文，《多收了三五斗》里写的是农民，可道理相通。

税卡一多，成本就摊到货价里，最後还是百姓掏钱。

货流慢了，价贵了，厂子出货也难。

他铺邮政、造新船、改漕运，是要让货快起来，让作坊敢开工，让商人敢贩运。

现在倒好，路上处处是关卡，船跑得再快，也得停下来缴钱。

这种税卡横行，破坏的是整个大明的商业活力。

以邻为壑，以邻强征，这样的商税，根本不是苏泽设想的，对商人利得徵税反哺朝廷，而是朝廷利用商税盘剥商贾百姓。

效率是更大的问题。

商业发展在於流通，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主义下，就算是形成地方工商业，就不过是一种垄断下的特权工坊。

垄断就能赚钱，那还搞什麽技术竞争技术进步。

那就和清末实业一样，所谓实业，不过是依附於权贵的敛财工具。

技术升级赚到的钱，还不如官府的一道命令，这样的工商业根本发展不了先进生产力，反而会成为落後社会制度盘剥百姓的新工具。

张文弼和冯天禄的联名奏疏来得及时。

再不整治，邮政船快不起来，漕运改蒸汽船也是白费，沿江刚冒头的那些小厂，怕是要被税卡压死。

他回到案前，铺开纸。

这事不能单靠一纸禁令。

地方上阳奉阴违惯了，今天撤卡，明天换个名目又能立起来。

得从根子上改。

要怎麽改，其实苏泽也早有预案。

苏泽提笔写下《请设货物通行票以利商贾疏》。

他先引张文弼与冯天禄奏报，简述沿江税卡林立的现状：三百里水路，税卡十三处，小商贩不堪重负，货流迟滞。

接着笔锋一转，点明核心问题：

「商税之设，本为取商贾之利以益国用，非为阻塞货殖。

今地方各自为政，滥设税卡，实乃以邻为壑，伤及商脉，亦损朝廷长远之利。」

解决办法，他提出了三条。

第一，设「货物通行票」。

凡商货起运，於首个税关或地方官衙，按货值一次性估税，开具通行票。

票上载明货物种类、数量、总值、应纳税额、起运地与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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