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可西门庆的兄弟？

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那……那是谁啊？”许家爵终于放弃了思考，眼巴巴地看着王汉彰。

王汉彰顿了顿，看着许家爵那副求知若渴的傻样，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伸手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我演武松，你演我哥，武大郎！”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王汉彰根本没有太多精力去关注电影的拍摄进度。

因为从北平、上海陆续传来的消息，像一层层乌云，压在天津卫的上空，压在每个关心时局的人心头。

最早爆出消息的是上海的《申报》。

4月19日，头版头条用醒目的黑体字刊登了一则短讯：“政学系要员黄郛、张群等人，昨日在上海华懋饭店与日本陆军助理武官根本博秘密会面，疑为中日停战谈判前奏。”

这则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立刻激起千层浪。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并配发评论文章。

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连续发表社论，质问国民政府是否真的准备与日本妥协，放弃长城抗战。

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学生团体开始组织集会，高举“反对妥协”“继续抗战”的标语，在租界外的中国区游行示威。

工商界人士则忧心忡忡——如果停战，天津能不能保住？

如果继续打，日本人会不会真的打进关内？

王汉彰坐在泰隆洋行的办公室里，面前摊开着十几份从各地收集来的报纸。

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北平的《世界日报》、《晨报》，天津本地的《大公报》、《益世报》……每份报纸都用大篇幅报道着相关消息，但内容互相矛盾，真假难辨。

国民政府方面，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公开否认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宣称“政府决意抗战到底，绝不妥协”。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也在北平发表讲话，表示“长城防线固若金汤，我军士气高昂，随时准备反攻”。

但另一方面，前线传来的消息却让人不安。

整个四月下旬到五月初，长城各关口——喜峰口、古北口、冷口——除了零星的交火和小规模冲突外，再没有发生师旅级别的激战。

日军似乎停止了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也没有组织反攻。

战线就这样僵持着，像两头对峙的野兽，都在等待时机。

这种诡异的平静，比激烈的战斗更让人心慌。

詹姆士先生也找到了王汉彰。

那天下午，这位英国军情五处的老牌特工身穿笔挺的灰色西装，头戴礼帽，手里拿着一根文明杖，走进了泰隆洋行的办公室。

他的脸色比平时严肃得多，蓝色眼睛里没有了往常那种精明和随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切的忧虑。

他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威灵顿道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声音压得很低：“大英帝国在天津有码头、仓库、工厂、地产……总投资超过两亿英镑。

如果日本人全面占领天津，这些资产都可能会大幅度的贬值。

所以，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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