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红星先开口了。

他的声音不大，每个字都带着压迫，像领导在大会上作指示。

“林墨同志，熊建斌同志，我直接说，不绕弯子。

你们从牛角山来冰城给孩子看病，人生地不熟，我们理解。

超英和援朝帮你们的忙，我们也支持。

但是——”他加重了语气，“不能影响他们的正常工作！”

他顿了顿，看着林墨。

“超英在厂里年年先进。

这个月缺勤了一个星期，车间主任找他谈话两次，厂领导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

你们说，这事儿怎么办？”

林墨没说话，低着头。

庄红星越说越气，声音也高了起来：“我儿子以前多好一个青年，上进、踏实、守规矩。

现在倒好，班不上，团组织活动不参加，一天到晚往医院跑。

你们说，这不是被带坏了是什么？”

张桂兰接话，语气比庄红星温和一些，但那种温和更让人难受，像老师在批评学生：“你叫林墨、你叫熊建斌是吧？

我不是说你们不好。

但你们想一想，超英今年十九了，正是进步的时候。

他这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厂里怎么看？

领导怎么看？”

陈秀芝坐在炕沿上，眼圈红红的，一边说一边用手帕擦眼角：“我们家援朝以前年年是先进工作者，奖状贴了一墙。

今年倒好，连团支部活动都不参加了。

你他们主任把电话打到他爸办公室，说他现在工作不在状态，三天两头请假。

我和他爸的脸上挂不住啊！”

她说着说着，声音有些哽咽了。

“援朝这孩子，从小老实，从来不让我们操心。

他爸是军转干部，最看重纪律。

你说他这个样子，对得起他爸吗？

对得起组织的培养吗？”

王铁军站在窗边，陈秀芝说完，他才转过身来：“我就说一句——年轻人讲义气是好事，但不能没底线。

工作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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