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陈石头开始组织镇上的人卖红薯。

镇衙门口贴了告示，写得清清楚楚：

红薯四文一斤，衙门收购。

百姓自己留够吃的和明年做种的，剩下的都可以挑来卖。

卖了红薯，想买粮的，衙门从县里调了粮食过来，糙米、麦子、豆子都有，价钱比市面上便宜一文。

告示一贴出来，镇上就热闹了。

第一天早上，陈石头到镇衙门口的时候，外头已经排了老长的队。

有挑着担子的，有推着独轮车的，有赶着瘦牛拉板车的，车上筐里全是红薯。

一个老汉挑着两筐红薯，排在队伍最前头，冻得直跺脚，可脸上带着笑。

陈石头走过去问：“大爷，这么早？”

老汉说：“早？

我天没亮就来了。

家里红薯多，趁早卖了，换点糙米回去。

今年冬天光吃红薯，吃得胃里泛酸。”

旁边一个妇人抱着孩子，脚边搁着两筐红薯，接话说：

“我家也是。

红薯是好东西，可天天吃也腻。

换点白米，给孩子熬粥喝。”

陈石头进了镇衙，宋明已经带着衙役把秤和册子摆好了。

宋明说：“陈巡检，今天来卖红薯的人不少。

我估摸着，光是上午就得收几千斤。”

陈石头说：“等下称的时候我们得仔细些，别让人说咱们缺斤短两。”

宋明说：“放心。

每个秤都验过了。”

两个人站在院子里，看着衙役们一筐一筐地过秤、记账、付钱。

铜钱在桌上堆成一小堆，衙役数好了递过去，卖红薯的人接过来，揣进怀里，笑得合不拢嘴。

一个年轻后生卖了满满一车红薯，拿到一串铜钱，数了两遍，回头朝排队的人喊：

“真给钱！

四文一斤，一文不少！

我家那两千斤红薯，卖了八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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