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损了。”

“窟窿填平了，还倒赚了一点尾巴。

伊芙琳，你知道我这辈子做过多少次这种事吗?”

“几次?”

“一次都没有。”

查尔斯摇头，语气坦荡，

“我这一辈子只学会两件事:该赚的赚，该割的割。

割肉的时候闭着眼，割完了不许回头看。

回头看的人都死在半路上了。

但止损这个词，和把死掉的钱救活，是两回事。

前者是纪律，后者是天赋。”

雪忽然密了一阵，有一片落进伊芙琳的咖啡里，无声地化掉。

她看着那个消失的白点，忽然想起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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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她问他：你怎么知道会这样。

他抬眼，笑得很淡:因为亏钱的人从来不是算错了，是不肯承认自己已经错了。

“爹地，”伊芙琳把杯子放在栏杆上，转过身正对着父亲，双臂交叠在胸前，“你想说什么就说吧，从早餐开始就在绕圈子。”

查尔斯·杜邦倒也不恼。

他把披肩往上拉了拉，盖住膝盖，慢慢往椅背里靠。

“1962年，科普兰把总经理的位子交给了马可。”他说，“一个外姓人。

当时家族里有七个人反对，其中三个再也没跟他说过话，包括我的叔叔。”

“我知道这段。”

“你不知道全部。”老人的声音还是那么轻，“反对的人不是舍不得权力，他们是害怕。

他们害怕从那天起，这家公司就不再需要姓杜邦的人了。

事实上他们说对了。

今天，从威尔明顿到休斯顿，四百多个厂区，十六万人，日常运营里没有一件事需要我签字。

我是董事长，我的工作是在报表上找拐点，然后在露台上看雪。”

他抬起手，指了指外面那片模糊的雪幕。

“所以你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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