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三日，下午一点二十分的沪宁线快车。

徐望川坐在二等车厢靠窗的位置，膝盖上横着一个用粗布包裹的长条礼盒，左手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个黑色皮制公文包，包里夹着一本硬皮封面的账簿。

走之前他跟宫九交代了三件事。

“第一，我不在的时候上海站一切照旧，刘向东继续盯永新文具行。

第二，沈玉兰那边的茶话会线不能断，松田太太七月中旬有个赏花会，必须去。

第三，方维新的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关机，北平那头随时可能有大动静。”

宫九听完只问了一句：“你几天回来？”

“三天，最多四天。”

“那个礼盒是给处座的？”

“八百块的貂皮大衣，师兄替我订的，搁了两个月了。”

宫九的目光在那条粗布包裹上停了一息。

“你这趟回去，不光是送大衣的。”

“废话，我像那种为了送件衣服跑一趟南京的人吗？”

“像。”

徐望川没接这茬，把公文包搂紧了一点。

里面那本账簿比貂皮大衣值钱十倍，记的是方彦半年来在上海的全部行踪和丸山洋行的资金脉络，拿到戴笠面前，这就是一把捅进党务调查处软肋里的刀。

火车在南京下关站停稳的时候，站台上的热浪裹着煤烟味扑进车厢。

徐望川下了车，招手叫过来一辆黄包车。

“狮子桥。”

车夫拉起车把跑了两步，回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脚步慢下来了。

“哎哟，您是徐老板吧？”

徐望川眉头一皱。

“您别介，我一上来就认出您了，您是杜老板的老板，我们跑下关这条线的车夫哪个不知道您？

能拉到您是我的福气，这趟不要钱！”

“什么不要钱，拉车卖力气挣的是辛苦钱，该多少是多少。”

“那真不能收，杜老板对我们这些车夫照顾得很，逢年过节都有红包，您是杜老板的大老板，我要是收了钱传出去，同行得笑话我不懂规矩。”

徐望川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大洋，往车夫手里一塞。

“拿着，买两斤肉给家里孩子吃。”

车夫攥着大洋咧开嘴笑了，连连作揖，屁颠屁颠地走了。

徐望川看着他的背影，手指在裤缝上蹭了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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