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第二天一早给钱伯钧打了电话。

钱伯钧是他爸当年的书记员，后来下海做了律师，在城东开了家小所，专接劳动争议的案子，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但他乐在其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跟着陆法官学了十年，没学会怎么发财，就学会了怎么跟当官的拍桌子。”

电话接通的时候钱伯钧正蹲在早市上跟卖豆腐的讨价还价，背景音吵得跟菜市场爆破现场似的。

陆时衍把来意说了个大概——他爸留了份名单，上头有个词叫“蒲公英”，想问问钱叔知不知道什么意思。

钱伯钧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陆时衍听见他跟卖豆腐的说：“不砍了不砍了，就按你说的价，给我装袋里。”付完钱他换了个僻静地方，才开口：“时衍，你爸那名单你从哪儿翻出来的？”

“我妈收拾老房子，从书柜夹层里找出来的。”

“几个人？”

“十几个。

都打了括号，标了年份和地点。

底下写了‘蒲公英’。”

钱伯钧在电话那头长长地出了口气，出了足足有五秒钟，出得陆时衍以为他掉线了：“钱叔？”

“我在。”钱伯钧的声音忽然老了好几岁，“时衍，你爸当年从法院走的时候，是我送的他。

他从办公室出来就拎了个纸箱子，里头一个搪瓷缸、两本笔记本、一张你妈的照片。

院里同事要送，他谁也没让送，就让我送到门口。

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伯钧，蒲公英被风吹散了，但种子落地还是会生根。

你好好干。

’”

“所以蒲公英是——”

“是你爸攒的一个局。”钱伯钧那头传来打火机啪嗒一声，他点着根烟抽了一口，“你爸在法院那些年，办了不少案子。

办得越多，得罪的人越多。

到二〇〇八年前后，他手上同时压着三桩案子，一桩涉及周培年那家鼎汇资本，一桩涉及市里某个领导的小舅子，还有一桩牵扯到省里某位大老板的亲属。

三桩案子同时被人打了招呼，让他‘慎重处理’。

你爸没照办，把最要命的那一桩——鼎汇资本那个——查了个底朝天。

证据刚摸到门槛上，他的位置就被人动了手脚。

明面上说是身体不好劝他内退，实际上是有人不想让他再碰案子了。”

陆时衍捏着手机在阳台上站了好一会儿。

晨风从楼下那排梧桐树的叶子缝里挤进来，带着点深秋的凉。

他想起他爸每天早上在阳台上打太极的样子，动作慢悠悠的，嘴里念叨着“不急不躁，气沉丹田”。

他那时候以为他爸是修身养性，现在才明白，那是被逼出来的慢。

“钱叔，蒲公英到底指什么？”

“人。”钱伯钧弹了弹烟灰，“你爸临走之前那两个月，把他在法院这些年攒下的人脉——书记员、法警、档案员、合作过的律师——挨个请到家里吃了顿饭。

谁也没落下，连食堂打菜的老何都请了。

每顿饭吃完，他就跟人家说一句‘往后有事多走动’。

我当时以为他就是告个别，后来才知道他给每个人留了话，话不一样。

跟我留的是‘好好干’，跟档案室的孙姐留的是‘嘴严实点’，跟法警队老赵留的是‘眼睛放亮点’。”

“一份名单拆成十几条线，每条线一个人，互相不通气。”陆时衍越听越觉得后背发凉。

“对。

这就是蒲公英。

风吹散了，种子各落各的地儿，单看谁也不知道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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