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在周三下午到的。

那天苏砚难得准时下班——说准时也不太准确，她把会议压缩到了三个，推掉了两个饭局，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出了公司大门。

司机老赵看到她的时候愣了一下，下意识去看手表，确认自己没记错时间。

苏砚没解释，只是说“回家”。

老赵跟了她七年，从她创业第二年就给她开车，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他发动了车子，在后视镜里瞄了一眼——苏砚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眉心那道竖纹比平时浅了些。

老赵心想，老板娘最近心情不错。

他不知道的是，苏砚的心情不错，是因为今天是周四的前一天。

周五是阿姨的休息日，也就是说，明天轮到陆时衍做饭。

而上周五陆时衍做了一道糖醋排骨，好吃到苏砚在饭桌上沉默了整整三分钟——对于一个在谈判桌上能把对方说到站起来鼓掌的女人来说，沉默三分钟是最高规格的赞美。

她当然不会当面夸他。

她只是在吃完最后一块排骨之后，把盘子端起来，用米饭把盘底的汤汁抹得干干净净，然后说：“还行。”陆时衍靠在椅背上，嘴角翘着，也不戳破，只是说：“那下周继续。”

这就是他们的相处方式。

苏砚到家的时候，陆时衍还没回来。

律所最近接了一个跨境的专利纠纷案，他每天泡在案卷里，回家时间从七点拖到九点，再从九点拖到十一点。

苏砚说过他两次，第一次是直接说——“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垮”，陆时衍回了一句“你去年连续加班四十天的时候我可没说你”；第二次她换了个策略，不说教，改成行动——她把自己的办公设备搬了一套到家里，陆时衍加班她就跟着加班，两个人各占沙发一头，键盘声此起彼伏，倒也有种奇怪的默契。

后来陆时衍投降了，承诺每周至少三天准时回家吃饭。

今天不是那三天之一，所以苏砚也没等他。

她换了居家服，把头发随便扎了个丸子头，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打算给自己煮碗面。

冰箱里的格局经过了几个月的磨合，已经形成了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左边是苏砚的地盘，塞满了即食沙拉、功能饮料和速冻馄饨；右边是陆时衍的地盘，码着新鲜的蔬菜、鸡蛋和各种调料瓶子。

中间有一条无形的三八线，谁也不会越界。

苏砚从自己的地盘里拿出一盒速冻馄饨，又从陆时衍的地盘里顺了一棵葱——这算擦边球，不算越界。

水刚烧开，门铃响了。

她以为是陆时衍提前回来了，擦了擦手去开门。

门外站着的不是陆时衍，是快递员，递过来一个国际快递的纸信封。

寄件地址是一行英文，苏砚扫了一眼，目光停在了寄件人的名字上。

薛紫英。

苏砚站在门口，把那个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她不是犹豫要不要打开——她犹豫的是，打开之后应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

薛紫英这个名字，在她的记忆里是一根刺。

不是那种扎进去就拔不出来的刺，而是拔出来了、伤口也愈合了、但偶尔碰到那个位置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异样的刺。

她们之间没有深仇大恨，没有你死我活，甚至连正面的冲突都没有过几次。

但薛紫英是陆时衍的过去，是那个在她出现之前就占据了某个位置的人。

苏砚不是个小气的女人，她可以在谈判桌上跟对手握手言欢，可以在董事会上对反对者笑脸相迎，但在感情这件事上，她承认自己没有那么大方。

她能做到的最大的体面，就是不去问陆时衍“你还想不想她”。

她拆开了信封。

里面只有一张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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