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的父亲去世那年，他十九岁。

法学院刚念了一年，寒假回家，父亲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肝癌晚期，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从确诊到走，前后不到三个月。

父亲走的那天，窗外下着雪，陆时衍坐在病床前，握着一只瘦得只剩骨头的手。

那只手曾经写过无数份判决书和辩护词，做过法学院的兼职教授，握过法槌，也拍过他的肩膀。

但最后那三个月里，那只手连一杯水都端不稳。

父亲最后跟他说的话，不是关于法律，不是关于正义，也不是关于做人。

他说的是：“时衍，记得按时吃饭。”

陆时衍那时候不懂。

他觉得父亲矫情，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吃饭。

后来他毕业了，进了律所，开始熬夜查卷宗、写文书、出庭，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

胃疼得直不起腰的时候，他会想起父亲那句话。

然后去楼下便利店买个饭团，站在落地窗前胡乱塞进嘴里，嘴里塞着食物的时候，眼眶会莫名其妙地发酸。

他以为自己很懂父亲。

法官，后转行做律师，一辈子本分，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是下象棋和读史书。

家里书架上摆着一套《资治通鉴》，翻得都起了毛边。

父亲走的时候，留给他的东西不多——一套旧西装，几本法律工具书，一副象牙象棋，和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上写着三个字：时衍启。

陆时衍一直没有打开那个信封。

他把它放在书桌最深的抽屉里，每年清明扫墓的时候会看到它，但从来没有勇气拆开。

他怕里面写的是他不想面对的东西。

比如父亲对他的期望，比如父亲的遗憾，比如父亲没有说完的话。

他承受不起。

直到那个电话打来。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苏砚在厨房研究酸辣粉的第四版改良方案，小银在客厅地毯上搭积木。

陆时衍的手机响了，屏幕上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的是他老家那个三线小城。

他接起来。

“是陆时衍吗？

陆铭的儿子？”

声音苍老，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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