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冬天，合城火车站候车大厅里弥漫着一股混合了煤烟、煮鸡蛋和廉价雪花膏的气味。

　　姜艳拎着一个军绿色的旅行袋站在检票口前，里面塞着两件替换的棉袄、五包压缩饼干、一本俄语日常用语小册子，还有一张手写的货品清单。

清单最上面一行用红笔圈了三个字——皮夹克。

这东西在当时的国内是稀罕货，但在俄罗斯边境城市，据说用几瓶二锅头就能换一件。

她在合城认识的一个跑过中俄线的老倒爷告诉她，一件国内卖七八百的皮夹克，在那边能用不到一半的价格拿到，转手就是翻倍的利。

　　陆明远站在她旁边，身上那件价格不菲的羊绒大衣在这片嘈杂的环境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手里攥着一个保温杯，里面装着姜艳出门前让朱珠帮忙煮的红枣茶，杯盖拧得紧紧的，怕洒出来。

　　"你这趟去，不拦你。

"陆明远把保温杯放进她旅行袋侧面的兜里，语气听着还算平静，"但有一条，每天往家打一个电话。

电话打不通也要打。

"

　　"那边电话线都还没铺全呢，打什么打。

"姜艳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声音含混。

　　"那也要打。

打不通算你的，打通了算我的。

"

　　姜艳斜了他一眼。

她这个丈夫，在外人面前向来是斯斯文文、言笑晏晏的上海小开模样，只有她知道这人心里头一根筋起来，比北方的冻土还硬。

但她也懒得跟他犟，伸手拍了拍他外套前襟上不存在的灰："行行行，到了就找电话。

你回去吧，朱珠不是说下午还有个会？

"

　　陆明远没动。

他站在检票口旁边那块被踩得发亮的水泥地上，看着姜艳把他泡的红枣茶塞进包里，看着她拉好拉链，看着她转头朝检票员递票。

　　列车是K字头的绿皮车，从合城出发，经满洲里出境，全程五天四夜。

车厢里拥挤得超乎想象，空气混浊，行李架上的编织袋和纸箱堆到了天花板上。

姜艳找到自己的铺位——一个硬卧上铺，下面坐着一个正在剥花生的中年男人和两个裹着军大衣的年轻女人，地上摊着一堆用蛇皮袋装好的暖水瓶和搪瓷缸子。

　　她把旅行袋甩上去，爬上铺位时撞了一下顶棚的行李架，一袋什么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砸在对面铺位的被子上。

对方骂了一句什么，姜艳连看都没看，直接弯腰把那袋子捞起来扔回原位，嘴里同时说："对不住，手滑。

您那袋子好好搁着，掉下来砸着谁都不好。

"

　　对方看了她一眼，大概是她那身高和那双腰里别着东西的架势，没再出声。

　　列车发动后，窗外的景色从合城郊区的灰房子渐渐变成白茫茫的旷野。

越往北走，窗玻璃上的霜花越厚，车厢里的温度也在缓慢下降。

姜艳缩在上铺，裹着从家带的那件旧棉袄，把那本俄语小册子翻了几页就放下了——上面那些弯弯绕绕的字母她看着眼晕，决定到时候全靠比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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