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的寒风，裹挟着北地的凛冽，呜咽着掠过原野，却在接近平阿县城时，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温暖的墙，势头不由得一滞，旋即带着几分不甘，贴着加固后高耸的城墙，悻悻绕行而去。

沈砚裹了裹身上的裘衣，在城外巡视了一圈。

虽然寒风刺骨，但城内透出的、混合着煤火暖意与人烟气的气息，还是让他感到一丝踏实。

然而，这踏实之下，是沉甸甸的压力。

五万多新增人口，如同一块巨石，压在心头。

如何安置，如何管理，如何让他们在明年春荒到来前活下去，并且能成为助力而非负担，是摆在他面前最紧迫的难题。

更深的问题在于，人不仅是吃饭的嘴，更是有思想、有潜力的个体。

如果只是让他们吃饱、有活干，然后麻木地重复祖辈的生活，那与这时代其他地方挣扎求存的流民，又有多少本质区别？

顶多是活着，而不是生活，更谈不上发展。

夜深了。

整座县城在煤火带来的温暖和日间劳作的疲惫中沉沉睡去，只有县衙后宅那栋小楼的窗户，还透出昏黄跳动的油灯光晕。

沈砚坐在书案后，面前铺着粗糙的麻纸。

他手里握着一支自制的、样式古怪的炭笔——用细竹管套着烧黑的柳条芯，虽然比毛笔容易控制些，但依旧笨拙，稍一用力，“嚓”的一声轻响，笔尖应声而断。

“唉……”他烦躁地将断笔扔在一边，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

案上，摊着几张写写画画、涂改得乱七八糟的纸。

他正在尝试编写一套给孩童启蒙用的教材。

这念头并非一时兴起。

接管平阿大半年，他深刻感受到这个时代底层民众知识的匮乏与思维的固化。

汉朝孩童的启蒙，主流是《仓颉篇》、《急就篇》这类识字书，主要功能是认字，内容多是姓氏、器物名称堆砌，枯燥乏味，几乎不涉及任何世界观、价值观的引导，更谈不上启发思考。

而那些后世影响深远的蒙学经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此时还未问世。

沈砚依稀记得《三字经》的片段，但完整背出是绝无可能，更别提《百家姓》、《千字文》了。

而且，仔细思量，他觉得即便是那些经典，其核心内容三纲五常、历史朝代、姓氏宗族，固然有其价值，但似乎也并非他此刻最想传递给平阿下一代的东西。

“富国先强民，强民先启智。”沈砚在纸上无意识地划拉着。

成年人经历太多，观念根深蒂固，如同长歪的树木，难以矫直。

但孩子不同，他们是一张白纸，拥有无限的可能和可塑性。

教育的真正力量，在于塑造未来一代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框架。”

“如果能让这些孩子在启蒙阶段，就接触相对理性、客观、鼓励观察与思考的知识，培养基本的逻辑、常识甚至一点点质疑精神，那么十年、二十年后，这批新平阿人将会是何等模样？

他不求超越时代太多，那既不现实也危险。

但他希望，至少他治下的孩子，不要像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那样，一生被困在种地、吃饭、睡觉、见官下跪的循环里，麻木、顺从、对世界缺乏基本的好奇与理解。

他希望他们能识文断字，能计算收支，能明白一些简单的自然道理，能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和社会有初步的、基于观察的认知，甚至，能开始思考为什么以及我可以怎么做。

这个目标，让他心潮澎湃，但落实到编写教材上，却困难重重。

他试图回忆自己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却只模糊记得开头似乎是“人口手上中下……”具体的课文、插图、编排方式，早已湮没在记忆深处。

“或许……可以从最简单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字开始？”沈砚重新拿起一根炭笔，在纸上写下“日”、“月”、“山”、“水”、“田”、“禾”。

每个字旁边，他试图画上简笔画。

可惜他的画技实在拙劣，“日”画成了不规则的圈，“月”像把破镰刀，“山”则是几个歪扭的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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