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典后半个月，在沈砚的支持下，三十五岁的荀彧举行了一次经学大讲。

郑玄、任安、蔡邕等大儒悉数到场，群贤毕至，排面满满。

讲坛设在平阿学院最大的讲堂里。

那天早上，讲堂外的台阶上、院子里、连墙外的树下都站满了人，来的不只是读书人，还有官员、工匠、商人，甚至有几个识字的老兵。

谁都想来看看这场热闹。

有人天没亮就来占位置，带了干粮和水，准备坐一整天。

在这场盛会中，荀彧将自己这些年研究的新儒学向世人阐述出来。

他站在台上，一身素衣，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送得很远。

对于传统儒学中那些固步自封、腐旧落后的东西，他进行了根本上的革除，空谈性命的，他砍掉，死守章句的，他拆掉，拿古书压人的，他一句一句地驳回去。

他把儒家的优点与平阿学院的新学风更加紧密地结合到一起，让仁义礼智信落到地上，落到田里、作坊里、学堂里、病人的榻前。

这是作为荀子之后、以儒传家的荀彧的执念。

在讲坛上，荀彧侃侃而谈，他本就是最接近儒家传统观念的君子，这些年早就名满天下，被世人所推许，这一次讲经立道，也就意味着荀文若不再仅仅以名臣形象示人，从此也就是开宗立派的儒门宗师。

台下有人听着听着就哭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忽然明白自己这十几年书读错了方向。

与道统学问相关，郑玄等人丝毫未顾忌荀彧的身份，在数日辩经中向他屡屡诘难，从各个角度向新儒学进行质问。

“君言仁政在实利，然利之一字，岂非乱人心术之端？”

“古者礼不下庶人，今君使庶人皆学礼，礼尚为礼乎？”

“六经之义，君取其半而弃其半，何以证君之所取者为是？”

问题一个比一个尖，一个比一个狠。

台下的人听得手心冒汗，生怕这位年轻的荀令君答不上来。

有人悄悄议论，这下难了，郑公这一问，谁能接得住？

而荀彧亦不慌不忙，从容作答，将所有疑问一一解答阐发。

他不引经据典地压人，只讲道理。

讲为什么百姓吃饱了才谈得上知礼，讲为什么学问要能用在实处才算学问，讲为什么古人的话要听，但不能只听古人的话。

他讲到后来，连提问的老先生都点了点头。

他这些年来虽然勤于政事，但站得越高，思想上也越清明高远。

而整个新儒学亦是与时俱进，和奋发向上的平阿政权相呼应，完全是顺应时代的产物，自然能够让所有人点头认可。

三日辩经结束的那天傍晚，郑玄站在讲堂门口，看着散场的人群，忽然对身边的任安说了一句：

“后生可畏啊。”

任安笑了：“是啊。”

两个老人并肩站着，看着夕阳把学院的白墙染成金色，很久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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