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汉末黄巾之乱起，直至三国鼎立，大规模的瘟疫几乎从未真正平息。

战乱导致民生凋敝，饥荒迫使流民四散，尸骸无人收殓，水源污染，卫生条件极差……种种因素交织，使得瘟疫如同附骨之疽，几乎每年都会在各地爆发。

战乱、饥荒、瘟疫，这三把死神镰刀轮番挥下，导致人口锐减触目惊心。

东汉鼎盛时数千万的人口，到三国时期，竟已锐减至不足千万。

其惨烈程度，不仅平民百姓如草芥般倒下，即便如着名的建安七子这等文坛精英，也曾有四人于同一年爆发的大瘟疫中接连病逝，足见当时疫情之酷烈，医疗之无力。

“瘟疫”二字，在此时代，足以令任何人闻之色变，视为天罚，避之唯恐不及。

沈砚闻报江夏爆发严重瘟疫，心头顿时一紧，神色变得极为严峻。

江夏郡与庐江、九江毗邻，水陆交通往来频繁，而庐江长期以来一直在接收各地流民，其中难保没有来自疫区或接触过病源之人。

一旦瘟疫传入自己苦心经营的两郡之地，后果不堪设想。

与昭姬的婚期只能无奈向后推迟一两个月。

沈砚毫不犹豫，立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防疫工作中。

他连续发布紧急政令：

第一，命令驻守汝南方向的龚都，立即分兵，率领其部八千精锐，火速进驻庐江与江夏接壤的寻阳一线，设立严密的军事封锁线。

严禁任何人员、货物未经检查从江夏方向进入庐江、九江。

军队同时负责巡逻边境，防止民众偷越。

第二，在庐江、九江两郡全境，即刻推行极为严格、细致的公共卫生管理条例。

命令各级官吏、里正、亭长，深入乡里，强制宣讲、执行。

内容包括：严禁饮用生水，必须煮沸后饮用；集中处理生活垃圾、人畜粪便，指定远离水源的堆放点；加强城内及聚居地的清扫；发现疑似发热、呕吐、腹泻等症状者，必须立即上报，由官府指派医工查验隔离；严格管理集市、酒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求保持通风清洁，必要时可暂时关闭。

这些措施，在沈砚看来是防疫基础，但对此时绝大多数民众而言，却颇为严苛甚至难以理解。

很多人喝了一辈子生水，觉得没事；随地便溺更是常态。

沈砚不得不动用强制力量和反复宣传，甚至在《平阿新报》上开辟专栏，由华佗弟子撰写文章，通俗讲解瘟疫传播途径和个人防护的重要性，利用自己的威望强力推行。

第三，对于在边境被拦截下来的、试图从江夏逃入庐江的难民，沈砚下令，由龚都所部在封锁线后方，选择数处开阔、远离水源和居民点的空地，建立大型隔离营地。

所有来自江夏方向的人员，无论有无症状，一律送入营地，进行至少二十天的集中隔离观察。

营地内分区管理，提供基本饮食和简陋住所，但严禁人员随意流动串区。

同时派遣医学院的学徒和士兵中的医护兵进驻，负责初步筛查和基本照料。

沈砚在命令中明确写道：“此非不仁，实为大仁。

放一人可能害一城，隔离众人方能保万全。

我需对治下百万生民负责。”

数日后，华佗带着十余名核心弟子，主动来到太守府求见沈砚。

老神医神色肃穆，目光坚定，对沈砚拱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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