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孩子在家打翻煤油灯，邻居找到医院让她回去处理。

她忙到深夜，再经过周砚川病房时，灯已经关了。

走廊尽头的休息室里，虞娇枕着周砚川没受伤的那条腿睡着。

男人替她披好外套，一只手轻轻护着她的肩。

林秋月站在阴影里，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

她和虞娇都在医院照顾家人。

可一个人被所有人照顾，另一个人却被所有人使用。

周砚川出院后，家属院忽然传出流言。

有人说虞娇花钱大手大脚，把周砚川的津贴全握在自己手里；有人说两个孩子小小年纪就替她打饭跑腿，都是被逼的；还有人说周砚川腿伤未愈，她却连洗脚水都不肯端。

话传到周母耳中，她当场冷了脸。

“谁说的？”

没有人承认。

虞娇却不着急。

她照旧每天陪周砚川康复，天气好时坐在院子里看两个孩子写作业。

直到学校举办“我的家人”作文比赛。

周卫东写了一篇《我的两个妈妈》。

文章被老师贴在宣传栏里，还在家长会上念了出来。

他写亲生母亲留给他的记忆，也写虞娇从来不逼他忘记过去；写虞娇不会做饭，却会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他和妹妹；写她胆子小、怕疼、走路容易累，却在小满发烧的夜里跟着去了卫生所。

最后一段写道：

“我以前以为后妈是来抢走爸爸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妈妈没有抢走谁。

她只是让我们家多了一个会笑、会夸我，也会等爸爸回家的人。”

家长会结束，几个曾经说闲话的军嫂都红了脸。

周小满更直接。

有人问她是不是天天替后妈干活，她叉着腰回答：“我帮妈妈拿东西，妈妈给我买糖。

爸爸也帮妈妈，哥哥也帮。

我们都喜欢帮！”

周砚川则在全团家属会上主动说明，工资由妻子管理是他的决定，家务分配也是夫妻共同商量的结果。

“虞娇没有亏待孩子，也没有耽误我的康复。

以后再有人编造家庭矛盾，我会正式向组织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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