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鬼，这是外号，不是真名。

事实上，阿鬼也没有啥正经大名。

他没见过自己爹，对娘的印象也模糊了——只记得她总在咳嗽，咳的时候侧过身去，像是怕把什么东西传染给他。

他还没落地，爹就先走了，他娘拼了命把他生下来，撑了没几年，也走了。

留下他跟他哥，一个十来岁的半大孩子，抱着一个刚会走路的奶娃娃。

他哥叫魏良。

魏良给弟弟取名叫魏幺。

幺，是最小的那个，也是最后那个。

村里人路过那间破屋，看着门槛上坐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怀里抱着一个还在吃手指的奶娃娃，摇摇头，说了一句：“这俩孩子活不成。”魏良听见了，一声没吭。

他用一根草绳子把弟弟绑在自己背上，勒紧了，打了一个死结，然后在膝盖上把绳头掖好，确认不会松，才站起来。

他挨家挨户去要饭，走到人家门口也不多说话，只站着。

有人开门看一眼，叹口气，递半块饼。

有人不开门，他就换下一家。

他要来的第一口，先塞进弟弟嘴里；他讨来半碗粥，自己喝稀的，稠的留给弟弟。

有人看他可怜，给一个杂面饼子，他掰成两半，大的给弟弟，小的自己留着。

留着留着，小的那块也没舍得吃，揣怀里带回去，下一顿热一热再给弟弟。

那饼在怀里揣了一天一夜，隔着粗布贴着胸口，被体温焐得又软又韧，掰开的时候还带着一股说不清的潮气。

阿鬼这条命，不是天生的。

是他哥一口饭一口饭，从那个年月里抢回来的。

抢的不是别人的饭，抢的是自己的命——把能咽下去的东西都咽下去，把自己活下来，再让他也活下来。

后来解放了，哥俩日子还是难，不过倒是能吃上饭了。

当然，吃饱还是奢望。

田里的活计要干，魏良下地的时候把阿鬼放在田埂上，让他自己玩泥巴。

中午收工回来，家里那口铁锅煮的是野菜糊糊，棒子面是稀罕的，一个月才能吃上两回。

阿鬼七八岁的时候，已经能自己去河边提水了。

他瘦，水桶比他膝盖高，提着走一路，水晃一路，到家的时候只剩大半桶，洒在裤腿上的那部分把布面洇成深色，在路上留下一道断断续续的湿痕。

他放下桶，先蹲在门槛上歇一会儿，喘匀了气，才站起来把桶提到灶台边上。

魏良看见了，没说什么，只是从灶台上拿了一块烤红薯递过去，红薯皮已经烤得焦了，掰开的时候热气冒出来，甜的。

魏良，人如其名，是个十足的好人。

在每一粒米都要精打细算的日子里，他从路边捡到了刘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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