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平从文件夹里抽出陈珏和吴文青之前提交的报告副本，放在桌上：“关于幸存者内部霸凌和侵犯事件的处理，委员会那边压力很大，受害者和部分知情人情绪都不稳定，这件事不能也不该再拖了。”

所有人的脸色都严肃起来。

参谋长于正率先表态：“乱世用重典，尤其是王老五那伙人，民愤极大，恶行确凿且无悔改表现，我的意见是公开审理，从严从快从重处理，该判刑判刑，该处决处决！

必须用他们的下场明确告诉所有人，有些底线绝对不能碰！

碰了就要付出代价！”

一营长雷战也赞同：“对，这种害群之马留着就是祸害，正好拿来祭旗凝聚人心，树立军管权威。”

但二营长周勇沉吟片刻开口道：“我同意对王老五必须严惩，但……罗刚那几个年轻人情况有些不同，他们确实犯了错，也可以说犯了罪，但根据报告在绝境中罪行相对略轻，事后有强烈悔改表现，这几天劳动也确实是拼了命，我们马上要大肆用兵，正是缺人手的时候，是否……可以给他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比如编入最危险的外出清剿分队让他们用血和汗去赎罪？

如果战死也算马革裹尸，如果能活着立功回来再根据表现酌情减罪？”

后勤处长王德叹气道：“周营长说得也有道理，现在人力资源是宝啊，培养一个肯干、有力气的青壮年不容易，全关起来或者全杀了是简单，但也是一种浪费，不过前提是他们真的能改造，而且不能再对受害者造成任何威胁。”

刘正平看向张振国，张振国沉默地抽着烟，烟雾后的眼神锐利如刀。

良久他缓缓开口：“原则必须要明确，底线必须要守住，但方法可以灵活，我同意高参谋长的意见，对王老五这种性质极其恶劣、民愤极大的必须坚决镇压，而且要公开处理以儆效尤，具体方式由吴文青的委员会尽快拿出方案，要公开、公正，让人心服口服。”

他顿了顿继续说：“对于罗刚这类罪行相对较轻、有真诚悔改表现、且有一技之长或有力气肯干的年轻人……可以给机会，但绝不能是轻轻拿起，我的意见是立刻控制隔离，与受害者完全分开避免任何接触可能，并且要剥夺其一切公民权利列入重点监控名单，最后则是编入最艰苦、最危险的部队或工程队，从事最繁重、最危险的工作，用实际表现和可能的牺牲来赎罪，设立明确的考察期和立功标准，考察期内再犯或消极对抗则数罪并罚，从严处置，若能通过考察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酌情恢复部分权利，但案底永久记录。”

他看向众人：“这样处理既表明了我们对极端恶行的零容忍，体现了规矩的威严，也给出了改造自新的出路，利用了人力资源，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但前提是受害者必须得到最妥善的安置和保护，她们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这件事由政委亲自抓，要快，要稳，不能出乱子。”

“是！” 众人齐声应道。

刘正平接着说道：“要落实团长的决定，光有原则和命令不够，必须有法可依，有程序可循，我们不能搞一言堂，更不能搞秘密处决，尤其是在处理内部人员的问题上必须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和惩戒机制，这不仅是为了处理眼前这几个人，更是为了树立基地长久的秩序和公信力，我建议立即组建特别法庭。”

“这个法庭。” 刘正平详细阐述道：“由三方代表组成：军方代表负责案件侦查、证据固定和军事纪律的认定；地方代表来自管理委员会和幸存者中有威信的人士，体现民意和监督；学校代表，特别是幸存的法学院教授、师生，提供法律专业知识和程序指导，三方共同监督，重大案件需报请团党委最终批准，审理过程除涉及受害者隐私等特殊情况经申请可部分不公开外，原则上公开进行，允许符合条件的旁听，确保程序透明。”

参谋长于正点头：“政委这个提议好，有法可依一直是我们所倡导的基本路线，有庭可审才能服众，才能避免冤假错案，也能防止有人利用混乱诬告陷害，现在人心初定，尤其需要这种程序正义来安定人心，我建议立刻从幸存者中筛选、邀请合适的法学专家和有声望的人士，与军方、委员会共同拟定组织条例和诉讼程序，先把架子搭起来，在审理王老五、罗刚等案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张振国肯定道：“可以，就按政委说的办，组建特别法庭，于参谋长这件事你牵头，尽快把架子搭起来，法庭的第一次开庭就审理王老五案，要办成铁案，也要成为范例。”

他话锋一转：“至于罗刚这类人，我的意见是不宜直接编入一线作战部队，军队的纯洁性和可靠性是第一位的，不能冒混入不稳定因素甚至潜在逃兵的风险，我的意见是设立独立的改造队，划出专门区域，由可靠的警卫力量看管，让他们去干一些普通人不方便处理的活，比如焚烧丧尸这类，让他们在严格的监控下用体力劳动来赎罪，同时也为基地建设出力，表现好的可以承担一些有监管的、非战斗的外出任务，比如随队搬运、修建临时营地等，但武器绝对不能碰，他们的档案独立管理，与普通幸存者和军人严格区分。”

“这个劳改队的管理规章要细致。” 刘正平补充道：“明确作息、劳动量、奖惩标准、违规处罚措施，既要让他们看到改造的希望，也要让他们时刻感受到惩戒的威严，看管人员必须挑选最坚定、最讲原则的战士。”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张振国加重语气：“所有案件的审理必须以确凿证据为基础，特别是涉及侵犯、伤害这类重罪，口供、证人证言、物证要形成链条，要防止有人趁乱诬告、挟私报复，调查取证工作必须严谨，诬告者反坐，伪证者受罚，以正视听，我们要建立的是讲证据、讲道理的秩序，不是凭感觉、凭私愤的丛林。”

“受害者的保护必须放在首位。” 刘正平最后强调：“如今不是末世前还能换个城市继续生活，我们的审理过程要充分保护受害者隐私，避免二次伤害，她们的安置、心理疏导以及今后的工作生活安排，委员会要拿出具体方案，要让所有人看到，在这里受害者会得到庇护，作恶者必将受到惩处，诬告者也会付出代价，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和正义。”

会议室内一时寂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偶尔的喝水声。

每个人都清楚，即将建立的特别法庭和劳改队，不仅仅是为了处理几起恶性事件，更是为这个新生基地奠定法治的基石，划定文明与野蛮的界限。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重建外部秩序固然艰难，但重建内心的道德律法与公正程序，或许是一条更加漫长而凶险的路。

但这条路，他们必须走，而且要从一开始，就走得正，走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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