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老二的嘴唇开始抖，起初是微微的，后来抖得厉害了，上下牙磕在一起，嘚嘚嘚地响。

他突然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在原地转了小半个圈，最后扑通一声跪下了。

不是冲着何雨柱，是冲着北边。

他面朝北方，咚咚咚磕了三个头，额头撞在地板上，声音闷实如槌击鼓面。

抬起头时，额上一片红，眼里两包泪，那泪不滴下来，在眼眶里汪着，亮晶晶的，映着屋顶吊灯的光。

“爹啊，”他喊了一嗓子，声音劈了岔，像只被踩了脖子的公鸡，“娘啊，咱邵家……咱邵家的片子有救了啊！”

邵老大也跪下了，没喊，只是哭，哭得没声音，肩膀一耸一耸的，那身藏青色的长衫跟着抖，像风中一面破旗。

何雨柱看着，不劝，也不扶。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是香港本地产的“南洋”牌，抽出一支，在拇指盖上顿了顿，划火柴点着，深吸一口，烟雾从鼻孔里缓缓爬出来，两条灰白的蛇，在空中扭了扭，散了。

罗浮这时才动。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众人，看窗外。

窗外是弥敦道，下午四点的光景，太阳斜斜地照着，把楼房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一摊摊泼在地上的墨。

电车驶过，车厢里挤满了人，一张张脸贴在玻璃上，模糊的，苍白的，像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

“何先生，”罗浮开口，声音干涩，“年轻气盛是好事，可这两万块不是小数目。

电影这碗饭，不好吃。

胶片贵，机器贵，人工贵，拍十部能有一部回本就不错了。

您那改编权，实实在在两千块，拿了走人，稳当。”

何雨柱笑了。

他那张方脸上平时没什么表情，一笑，眼角堆起密密的纹，像晒干了的河床。

“罗先生，”他说，烟夹在指间，烟灰积了长长一截，要掉不掉，“我老家在山东高密乡，种地的。

地里刨食，看天吃饭。

风调雨顺，一亩地能打三百斤麦子；碰上旱涝，颗粒无收。

可庄稼人年年都下种，为啥？

因为地在那儿，你不种，它就荒着。”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和罗浮并肩站着。

窗外，一个报童举着报纸跑过，尖着嗓子喊：“号外！

号外！

大陆灾荒，粮价飞涨！”

“这电影，就是块地。”何雨柱说，烟灰终于掉了，落在深红色的地毯上，悄没声的，“邵先生兄弟俩是老实庄稼人，懂节气，会伺候地。

我投点种子钱，等秋收。”

他转身，看着还跪在地上的邵家兄弟：“起来吧。

地上凉。”

邵老大先爬起来，腿有点软，扶着桌子边才站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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