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永刚依然蹲在那里，浑浊的眼睛盯着地面上几只忙碌的黑蚂蚁。

他猛地吸了一大口旱烟，劣质烟叶燃烧产生的浓烈焦油味呛得他剧烈咳嗽起来。

咳嗽声在空旷的站台边缘回荡，撕心裂肺。

周扬没有催促，也没有去拍他的后背。

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块没有温度的冻土，静静地等待着这层窗户纸被彻底捅破。

谢永刚咳得眼泪都出来了，他用沾着煤灰的手背胡乱抹了一把脸，终于慢慢扶着墙根站了起来。

常年的风湿让他的膝盖发出一声轻微的骨骼摩擦声。

谢永刚迎着周扬极具穿透力的视线，干瘪的嘴唇嗫嚅了几下。

他转过头，看向大夏湾村那个方向。

低矮的土坯房在烈日下显得破败不堪，几缕炊烟被风吹得七零八落。

“我倒是听过一些，听说那是一九七二年的事了。”谢永刚终于开了口，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讲述一个被黄沙掩埋的秘密。

“那会儿运动搞得正凶。

铁路系统里揪出了一批人，下放到各个基层农场和牧场劳动改造。

大夏湾那时候就是个穷得叮当响的放牧点。”

谢永刚把手里的旱烟管在鞋底上磕了磕，倒出里面的死灰。

“有个省局下来的铁路工作人员，被分到了大夏湾。

三十出头的年纪，戴着副眼镜，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拿笔杆子的文化人。

上面交代了，这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分子，得让他干最重的活，挑大粪、砸石头、修水渠。”

谢永刚的眼神变得有些悠远，仿佛回到了那个疯狂且压抑的年代。

“那人身子骨弱，到了大夏湾没半个月，就染了重病，发高烧，躺在牛棚里起不来。

上面不管，说那是他装病逃避劳动。

眼看着人就要咽气了。”

周扬静静地听着，没有任何插话打断的意思。

他太熟悉那个年代的残酷，人命在政治标签面前，比戈壁滩上的野草还要贱。

“大夏湾的村民穷，但心眼没坏透。

乡里乡亲的，谁也没真把他当成十恶不赦的劳改犯。”

谢永刚叹了口气：“村里的老支书做主，趁着夜黑，让人偷偷给他熬了草药灌下去。

后来他病好了，大伙儿看他可怜，干重活的时候总是暗地里帮一把。”

“谁家有点棒子面、红薯干，也偷偷塞给他一口。

他就这么吃着大夏湾的百家饭，硬生生熬过了那几年最难熬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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