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两个字从门里传出来，不高不低，稳稳当当，像是经过长期训练才养出来的分寸。

周扬推门进去。

办公室不算宽敞，二十多平米，布局和全国所有县市级的书记办公室如出一辙。

一张深色的实木办公桌，两排靠墙的铁皮档案柜，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叶子绿得发油。

办公桌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闽东市的行政区划图，图纸是新的，折痕还没有展平。

秦铭坐在办公桌后面。

他正在往一份文件的末尾签字，钢笔是派克的，金色笔帽搁在桌角。

听见门响，他把最后一笔收完，拧上笔帽，抬起头来。

八年。

周扬站在门口，和这个人隔着五六米的距离，四目相对。

秦铭变了太多。

二十七八岁的时候，他身上有一种燕京大院子弟特有的骄纵气——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优越感，走路带风，看人用鼻孔。

周扬上辈子跟他打了四十年的交道，对这种气息熟得不能再熟。

但现在坐在桌后面的这个人，三十五六岁，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衫，衣领烫得笔挺，扣到了最上面一颗扣子。

脸瘦了一圈，颧骨的轮廓比年轻时候分明了许多。

八年前被周扬打断的鼻梁骨愈合之后留下了一个极轻微的偏斜，不仔细看注意不到。

他坐在那里的姿态非常端正。

脊背没有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签完字的文件旁边。

那种年少时的浮躁和跋扈，被八年的宦海打磨得干干净净。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危险的东西——内收，沉淀，像一把好刀入了鞘。

周扬什么都没在脸上表露。

秦铭也没有。

“周扬同志。”秦铭先开口了，站起身，从办公桌后面绕出来，伸出右手。

嘴角挂着一个得体的笑，不热络，不冷淡，刚好卡在初次见面的同级别干部之间应有的客气上：“久仰大名。”

久仰大名。

这四个字从秦铭嘴里说出来，份量极其微妙。

他们不是初次见面。

八年前的燕京，周扬在自家四合院门口把他踹翻在地，一脚踩断了他的鼻梁骨。

那天的场景周扬记得清清楚楚——秦铭捂着满脸的血，眼眶里除了痛，还有一种被野兽撕碎了自尊的极端屈辱。

但此刻，秦铭伸出来的手纹丝不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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