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四百年，律、令、科、比，林林总总，极其庞杂，断罪所需比对法条已近三万条，两百余万言，七百余万字。

文书盈於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莫说普通的司法官员，就连大汉的廷尉正卿都无法遍览律令，这就使得刘禅这段时间在选拔、提拔律法相应官员时遇到了极大的阻碍。

因为考核没有标准答案，甚至就连出题人都不知什麽是标准答案，全凭师承、家学及个人好恶评判。

没办法，两汉四百余年，律、令、科、比这一堆屎山代码实在太过复杂太过繁冗。

首先是汉律。

萧何定《九章律》九篇。

叔孙通加《傍章律》十八篇。

张汤定《越宫律》二十七篇。

赵禹定《朝律》六篇。

光律就有六十篇。

东汉建立後，光武帝刘秀并未制定新律，而是继续沿用西汉律篇，将这套律篇体系完整继承了下来，即使这六十律篇已有许多累赘重复，但祖宗之法不可变。

没错，起初最大的阻碍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因为这是刘秀再造炎汉後，宣示自家法统承继自前汉的政治表态。

等到後来政权彻底稳定，这套屎山代码已经运行了起来，至少没有动摇後汉的统治根基，於是後汉朝廷也就没有再动着新律立新法的念头。

虽然没有制定新律，但後汉法律并没有停滞不前，除了以上六十律篇之外，有两种法律形式承担了更新法律的职能。

一是《令》，一是《科》。

天子的诏令经过整理後可以上升为具有长期效力的令」，对汉律起到补充甚至修改的作用。

前代天子所定之法叫律。

当代天子新定之法叫令。

後汉每一代天子都通过发布新的诏令来更新法律，而没有去动那几部律典。

这些诏令经过日常使用、筛选和整合，最终被编入律文，完成从诏到令，再从令到律的转化，是天子在国家层面的补充立法。

至於科，则是律、令以外，朝廷各机构针对具体事务、具体犯罪与刑罚制定的单行法规。

一则科条负责一件特定的事。

後汉中後期，科条的数量急剧膨胀，其数至一二万条，民间怨之，谓科条无限。

而除了令和科以外，後汉还有一种极其重要的法律形式：比。

也叫决事比，它是在律无明文规定时，比照援引先前的典型案例作为判案依据。

比在西汉就已经存在，但大规模编撰比使之系统化，是东汉的风尚。

东汉的司法官员和刑律大家对散乱的判例进行了整理和汇编，形成了数百万字的判例集。

他们将判例集上报朝廷，朝廷审核过後，又不断赋予这些判例集以法律效力。

於是乎，东汉的司法官员在断案定罪时，除了查律、查令、查科，还要查比。

同一个案子，律可能说判三年，令可能说判五年，科可能说罚金了事，决事比里面，又可能找到更轻或更重的先例。

两汉四百余年，什麽样的决事比都能找到，最後完全就是地方官想怎麽判就怎麽判。

所谓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

想让你活的，就找出能轻判的依据，想让你死的，就找出能重判的判例如此局面发展到东汉末年，律令科比四种法律形式层层叠叠，互相覆盖，互相矛盾，已到了难以收拾、非改不可的地步，桓灵之世的民不聊生与它脱不了干系。

但积重难返，後汉朝廷始终没有能力与勇气去动那部律典本身。

因为自和帝以後，天子基本都是少帝傀儡，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又加上天灾频发，民变四起，导致朝野常有更始受命的异论。

所谓更始受命，就是某些儒生术士根据谶纬神学推算，认为汉朝历数将尽，上天会在某个时间点收回汉家天命，另选一个贤德之人来更始受命，建立新朝。

此时若敢动《汉律》，极易被扣上变更高祖、世祖制度的大逆帽子，引发剧烈的政治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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