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贵妃在此处倒并非是明知故问。
李太后能召武清侯入宫训示，那也是在她成了“九莲菩萨”之后。
万历十六年的郑贵妃还没有这种能随意与郑承宪、郑国泰交相联络的特权。
郑贵妃对郑家发展情况的了解主要来源于皇帝和外朝科道官的奏疏。
但是自万历十四年朱常洵诞生之后，国本之争一起，科道官对郑家的评价就出现了强烈的政治倾向。
所以郑贵妃对父兄在宫外的生活状况确实不是很了解。
因此她这会儿对郑国泰的垂问是真心的，而非是居高临下的。
郑家的荣华富贵都源自于她这个皇贵妃，她当然有资格知道她父兄拿着她给的富贵作甚么去了。
郑国泰回道，
“父亲这两年身体不好，也做不了甚么额外的营生，左不过是靠着皇上赐的田吃租子罢了。”
郑贵妃忙道，
“吃租子也不能吃得太过，武清侯家才七百顷地，父亲手中有三百顷，早已够一家人安度晚年了。”
郑国泰笑道，
“贵妃娘娘莫担心，农户们都爱租外戚的田，又不止咱们一家吃租子。”
“其他有些人家，投献占夺、强买强卖的不知多少，科道官从前弹劾过几次，也不见皇上下旨降罪过谁啊。”
郑家没有封爵，因此不能像武清侯和永年伯一样拿朝廷俸禄，家中的经济来源的确全部靠万历皇帝赏赐的那三百顷田地。
理论上而言，皇帝钦赐的外戚庄田属于官田范畴，即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个人。
倘或外戚因犯罪、故绝或其他事故，其所赐庄田就要没收归官或退还给官。
即使是像永年伯家一样拥有世袭特权，可也是仅限于“地权”本身，地权允许被世代相传，但皇帝所钦赐的官田一般不能被自由买卖。
于是就出现了郑国泰口中的“吃租”现象。
具体而言，就是外戚将庄田的土地租佃给无地农民，每年收取一定数量的庄田籽粒作为租金。
这种租佃式经营在晚明拥有钦赐官田的皇亲国戚中很是流行。
一则省去了管理上的麻烦，每年只要到收获季节派人下去收租即可，不必再另外豢养管庄官校、庄头、伴当等奴仆。
二则保证了地租的正常征收，每逢灾年，粮食歉收，朝廷都会蠲免田赋，可是外戚依然可以向租佃农民征租，降低了歉收年所需承担的风险。
当然郑国泰说“农户们爱租外戚的田”也是事实。
明朝官田的赋税要比民田的赋税高，那些无地农民租种外戚的土地，所交纳的实际税收一般会低于官田赋税。
而且与外戚土地的徭役相比，官田的徭役特别繁重。
虽然这些租种外戚土地的佃户，他们的户籍仍附着于州县，理论上来讲既要向庄主缴纳地租，又得向地方上承应徭役。
但因为有外戚庇护，只要完成了外戚庄田中的工作，一般并不用他们过多地承担地方上的徭役。
而倘或是一般小民，即使手中有民田，交纳的田税比官田低上那么一点儿。
但要是算上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以及地方上的科派徭役，其实际负担要比租佃外戚的无地农民要重上许多。
至于“投献”，实际就是这种寻求特权庇护的形式衍生，只不过其主要对象从无地农民变成了有地农民。
晚明的“投献”主要有“自献”和“妄献”两种形式。
前者是指农民为了逃避赋税差役而托庇外戚之家，主动将自己的土地投献到外戚名下。
后者是指地方恶棍无赖之徒，妄指民田为无粮闲田，强行将其进献给外戚，并从中渔猎，取得外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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