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二，龙抬头。

按照民间的说法，这一天之后，春天就算正式来了。

但我站在御书房的窗前往外看，天还是灰蒙蒙的，风还是冷飕飕的，地上的土还是干巴巴的——旱灾虽然过了最严重的时候，但后遗症还在。

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虽然退了烧，但身子骨还是虚弱得很，走两步就喘。

赈灾的粮食已经发了好几批了，户部的银子像流水一样往外淌，王遴每次来汇报都是一脸苦相，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眼窝深陷，颧骨突出，整个人瘦了一圈，像是被人抽干了精气神。

陛下，国库存银已不足三百万两。

他上次来的时候说，声音里带着一股子哀怨，再这样下去，到了夏天，朝廷连官员的俸禄都发不出来了。

我知道他没有夸张。

这场旱灾加上瘟疫，把本来就不富裕的国库掏了个半空。

赈灾，防疫，封门期间的物价补贴，灾后重建……每一项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账本上的数字一天天往下掉，像是沙漏里的沙子，眼睁睁看着它流走，却拦不住。

但比银子更让我担心的，是粮食。

银子没了可以想办法挣，粮食没了人就得饿死。

这场旱灾让北方好几个省的庄稼绝收，今年的秋粮指望不上了。

南方的粮食虽然还能调一些过来，但运输成本高得吓人，而且南方自己也不宽裕。

大运河虽然通畅，但从江南运粮到北京，一路上的损耗、盘剥、克扣，到了京城能剩下七成就不错了。

我需要一种粮食——产量高，耐旱，好种，不挑地。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然后在某一个深夜，我忽然想起了一样东西。

番薯。

红薯。

地瓜。

山芋。

不管叫什么名字，都是同一样东西——前世超市里几块钱一斤的烤红薯，冬天的街头巷尾都能闻到的那股甜丝丝的香味。

那种香味能飘出去半条街，钻进鼻子里，让人忍不住咽口水。

我从床上坐起来，心跳加速。

心脏在胸腔里咚咚咚地跳，像是有人在里面擂鼓。

番薯这东西，前世的历史课上讲过——它原产美洲，十六世纪被西班牙人带到了菲律宾，然后在万历年间被一个福建商人偷偷带回了中国。

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太清了，但应该就是这几年的事。

万历十二年……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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