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淑云拿起话筒，手指在拨号盘上转了好几圈才把号码拨对。

她的手一直在抖，拨到一半拨错了，又从头来了一遍。

这是长途，线路不太好，话筒里沙沙地响了好一阵，才传来接线员公式化的声音。

她报了高志远办公室的号码，接线员让她等着，一等就是好几分钟。

她攥着话筒，指节发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耳朵里咚咚地响，比话筒里的电流声还响。

终于，电话那头咔嗒一声接通了。

高志远沉稳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隔了几百公里，有些模糊，却还是那么熟悉，带着一种让陆姨听了二十多年的踏实感：“喂，我是高志远，哪位？”

“老高。”陆淑云刚叫了一声，眼眶里忍了好久的泪就决堤了。

她一只手攥紧话筒，另一只手撑着桌沿，声音抖得厉害，却带着一种压抑了十九年终于释放出来的笃定和颤抖，“老高，就是她。

我们的小女儿，就是她，麦穗。”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

那种安静不是普通的沉默——陆淑云听见高志远大概是放下了手里的笔，笔杆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极轻的响动，然后是眼镜被摘下来放在桌上的声音，然后是椅子向后推开的声响。

过了好一会儿，他的声音才重新响起来，比平时低了几分，却依然稳得像一座山：“淑云，你慢慢说，怎么回事。”

“是麦穗。

顾家那个媳妇，麦穗。”陆姨拿手绢胡乱擦了一把眼泪，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说得清楚些，可说到一半声音又开始发抖，“我今天从她养母嘴里问出来的。

那个周秀兰，她什么都不知道，就那么随口告诉了我——腊月初八生的，在镇上卫生院，早产了一个多月。

后腰正中间有颗红痣，米粒大。

老高，每一条都对得上。

腊月初八，镇上卫生院，早产，红痣——这世上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她的声音忽然哽咽了，攥着话筒的手指关节泛白，“老高，她就是咱们的女儿。

她在咱们眼皮子底下住了这么久，我给她的孩子做了小褂，给她做了风衣，天天下午去抱她的孩子——她站在我面前叫了我一声‘陆姨’，叫了那么多次，我每次都笑着应了。

她就是咱们的女儿！”

高志远在电话那头没有说话。

他是个内敛的人，教了一辈子书，在讲台上站了几十年，什么大道理都懂，可此刻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陆姨听见他摘下眼镜放在桌上的声音，听见他拉开抽屉又合上的声音，抽屉合上的时候发出沉闷的一声响，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控制住手上的劲道。

然后她听见他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一口气，那口气里有震惊，有心疼，还有一种被命运捉弄了十九年之后的复杂情绪。

“生日是同一天。”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但依然很稳，像是在努力用自己的镇定来稳住妻子，“腊月初八，跟我们当年在卫生院记录上看到的一样。”

“是同一天。”陆姨攥紧话筒，声音忽然变得急促而尖锐，带着一种压抑了太久的不甘和愤怒，“可你上次去卫生院查，不是说孩子没保住吗？

不是说生下来就死了吗？

老高，那个结果是不是被人做了手脚？

当年那个医生，她是不是收了钱，把咱们的孩子卖了？”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片刻。

高志远再开口时，声音里多了一层凝重，那种凝重不是犹豫，而是一个做事严谨的人在心里飞快地分析着各种可能性：“上次我托人去查，调出来的档案确实写着婴儿死亡。

但如果有人提前换了档案，或者给了医生好处让她改了口，那份档案就是假的。

你今天问到的信息，跟当年的事完全对得上——腊月初八，镇上卫生院，早产——这些都跟档案记载一致，唯独结果不一样。

档案说死了，你却说孩子活着，还长到了十九岁。

如果档案是真的，那这个麦穗是谁？

如果麦穗是咱们的女儿，那份死亡记录就一定是伪造的。

这中间一定有人在搞鬼。”

“老高，你再查。”陆姨攥紧话筒，声音稳了下来，却带着一种不容商量的急切，“你上次是托人查的，这次你亲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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