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道手电光束猛地撞在一起，刺眼的白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交叉着一点点扫过门口那人的脸，我清晰看见他眼角那点来不及收起的惊愕，像石子掉进水面，晃了晃才散。

下一秒他就率先松了手指，手枪顺着大腿的弧度垂下去，枪托蹭着布料发出细碎的摩擦声。

他压着嗓子开口，声音裹着江雾散过来：“别开枪，我是收到匿名消息，说这里有影子组织的线索，跟过来看看。”

我手腕一转，直接把苏晴往身后拉了拉，食指始终扣着扳机没有松。

踩着断墙散落的砖渣一步步从阴影里走出来，佩枪的枪口始终稳稳对着他的方向，声音哑得沾了满襟江风的咸腥：“张主任？

什么匿名消息，能劳动政治部主任深夜亲自跑这荒草烂泥的红港码头？”

张铭抹了把沾在脸上的江雾露水，睫毛上挂着的水珠顺着皱纹滚下来，他脸上挤出一贯温和的苦笑。

我扫过他的裤腿，深色警裤上沾着红港的黑泥，裤腿外侧还蹭了一点淡黄色的锈粉——那是老仓库砖墙掉的粉，只有进过仓库深处才沾得上。

他没发现我在看，把裤腿往青砖墙上蹭了蹭，留下一道脏脏的印子：“林队，我知道清网行动展开后，你现在是谁都怀疑，我也不怪你。

实话说，我今天半夜接到匿名举报，说有人要在这里销毁八十年代的旧证，我怕出意外，也怕线索毁了，就一个人过来看看，没想到居然是你在搜证。”

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分钟，他眼里的诧异坦荡得像演了百八十遍的戏，连眼尾的纹路都挑不出错。

我太熟悉这张脸了，我刚进警队的时候，他是我的分管领导，是他亲手把我的警官证交到我手里，说“你爸要是泉下有知，肯定开心”。

那时候我以为他是真的怀念我爸，现在才觉得，每一句话都像裹着毒的棉花。

外围队员搜完他的身，猫着腰过来压着声汇报：“默哥，身上只有一把佩枪，没有额外物证，也没有通讯设备，只有一个没电的旧老年机。”

我心里冷笑，他这是故意的，做给我看，也做给万一躲在别处录音的人看。

他这步走的稳，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我收了收枪口，压下翻涌的杀意——那点恨意从二十年前就埋在我骨头里，差点顺着血管顶出来。

我点了点头，声音听不出情绪：“既然是张主任过来查线索，那一起搜，我们刚好找到了点东西，回局里再核对。”

我就不信，他敢现在在这儿露马脚，我顺水推舟，先把证物带回去，拿到实锤再跟他算二十年的旧账。

走的时候我特意落后半步，用衣角蹭掉了口袋里手机的拨号音，早就把定位发给了副局长，就算我出了事，也有人能找到这儿。

封锁完现场，我们连夜赶回市局，所有人都没合眼，扎进地下室的档案室翻赵默当年的卧底关系网。

几十年没人来的档案室灰大得能呛死人，管了四十年档案的老陈头戴着放大镜，蹲在满是灰尘的档案架底下翻了半个多小时。

我扫过档案架，最里面那层的灰明显浅一块，明显最近有人翻过。

老陈头没注意，翻了半天终于拽出来一本掉了封皮的卧底联络本，沾着霉斑的纸页脆得一碰就碎。

翻到最后，他指着角落一个模糊的蓝墨水签名推给我：“你看这儿，赵默当年在红港码头的固定线人叫周得根，原来是码头的装卸工，十年前码头拆迁改造，他就退休搬去老橡胶厂家属院了，这么多年没人找过他。”

窗外的天刚蒙蒙亮，鱼肚白把北江的雾染成浅灰，风顺着窗户吹进来，凉得扎骨头。

我裹了裹外套，左臂上周跟影子组织的人火拼留下的伤口又渗出血，温热的血渗透纱布黏在衣服上。

我拽了块干纱布随便按了按，随便撕了卷胶带缠住，就和苏晴摸去了老橡胶厂。

车开到半路轮胎被钉子扎爆，我们俩步行了三公里才摸到地方，家属院还是八十年代的红砖墙。

院门口的大梧桐树落了满地厚叶子，踩上去沙沙响，自行车棚锈得只剩铁架子，歪歪扭扭立在墙根。

周得根家在最里面的小平房，门帘洗得发白，蓝布都快褪成白色，门口摆着半筐自家种的青菜，沾着露水还新鲜。

敲开门的时候，老头正端着搪瓷茶缸对着门口刷牙，搪瓷缸掉了漆，印着的“劳动光荣”四个字都磨花了。

今年七十八的人，腰弯得像晒透的虾米，后背弓得快贴到肚子，头发全白了，一脸皱得像揉过又展开的纸。

听见我说出“赵默”两个字，他举着牙刷的手猛地停住，手里的茶缸“当啷”一声砸在门槛上，半缸子凉茶水泼了我一鞋子。

他抖着嘴唇半天合不上，手指颤得连裤腰上挂的毛巾都抓不住，顺着腿滑到了地上。

半响，他才侧过身让我们进门，手哆嗦着划了根火柴点上煤油灯，屋子里一股旧棉花和旱烟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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