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五，一支看似普通的商队缓缓驶入北京崇文门。

三辆青篷马车，十余骑护卫，车上货物用油布盖得严实。

守门兵卒照例检查，领头车夫递上路引——山西平阳府开具，货单写的是“汾酒二十坛，潞绸十匹，党参五箱”。

兵卒掀开油布一角，确如所写，便挥手放行。

没人注意到，中间那辆车的酒坛是空的，绸缎下藏着几个沉甸甸的铁箱。

车队穿过喧嚣的街市，最终停在西城小时雍坊一处不起眼的宅院后门。

门悄无声息地开了，马车直接驶入院中。

亢嗣鼎从车上下来时，脸色有些疲惫。

六十岁的老人，三天赶了八百里路，骨头都快散架了。

但他顾不上休息，第一件事就是问迎上来的京城掌柜：

“白英那边，确切消息是什么？”

掌柜低声汇报：“四月初一，三个外乡人去找过他，次日白英便收拾行李离开了河边的茅屋。

咱们的人跟了一段，跟丢了——对方反跟踪的本事极强。”

亢嗣鼎的心沉了下去。

锦衣卫，一定是锦衣卫。

“京里呢？

银行那边动静如何？”

“嘉定伯存了十二万两，英国公二十万两，还有其他几家勋戚，加起来怕是有五十万两了。

银行初八开张，如今前门大街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

亢嗣鼎嗯了一声，走向正堂。

堂内已经候着几个人——有山西在京的商人，有相熟的户部官员，甚至还有一位都察院的御史。

“亢公。”众人起身。

“坐。”亢嗣鼎在主位坐下，开门见山，“老夫这次进京，一是为银行开张，凑个热闹；二是为黄河边那点薄产——近来有些传言，说上游筑坝妨害下游，诸位可曾听闻？”

在座的都是人精，瞬间明白了弦外之音。

那位户部郎中先开口：“下官倒是听说，工部杨尚书前些日子上了折子，要了十五万两治河款，用的是一种叫‘束水冲沙’的新法。”

“束水冲沙？”亢嗣鼎捻须，“这法子……可是要清理河道淤积？”

“正是。

据说见效快，花费少。

但——”郎中压低声音，“若要‘束水’，上游来水需得平稳。

若上游忽大忽小，这法子就不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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