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时的钟声还没散尽，通政司的急报已经在左顺门外堆成了小山。

奏报大多写在粗糙的桑皮纸上，边角沾着泥点，像是从田埂直接飞马送进京的——这是地方官在表达事情的紧急，或者说，在表达他们的恐慌。

陈默没在文华殿听政，直接让人把奏报搬到了平台。

晨风卷起纸页，哗啦啦响成一片，像无数张嘴在同时哭诉。

他先捡起河南巡抚的折子。

字写得极工整，但内容触目惊心：“…自六月初始，开封府祥符县红薯田突发褐斑瘟，三日蔓延百亩，叶枯茎腐，块茎尽烂。

乡民惊惧，呼为‘妖薯作祟’。

有愚夫聚众捣毁薯田，高喊‘天降灾殃，惩擅改农本’…臣虽弹压，然谣言汹汹，恐成民变…”

下一封是山东布政使的：“兖州府报，薯瘟自南而北，已染千亩。

粮商趁机哄抬米价，陈麦每石涨至二两，民有菜色。

地方耆老联名上书，请罢种番薯，复种五谷，以安天心…”

再往下翻，几乎全是类似的字眼：“妖薯”“天谴”“民怨沸腾”。

陈默一份份看完，摞在左手边，越摞越高。

右手边的“已处理”那摞，空空如也。

平台下的官员们开始窃窃私语。

有人缩着脖子，有人偷眼瞟皇帝的脸色，还有几个——陈默记得他们——是上月反对红薯推广最激烈的那几位，此刻正低着头，嘴角却隐隐往上弯。

“都看完了？”陈默终于开口。

底下安静了一瞬。

“那就说说。”他把那摞奏报往前一推，“红薯瘟，是天灾，还是人祸？”

没人接话。

风穿过平台，吹得官袍下摆微微晃动。

“杨涟。”陈默点名。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出列。

这是个清瘦的中年人，以敢言着称，曾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虽然那是在陈默穿越前的事了。

此刻他躬身，声音平稳：“臣以为，当先查病原。

若确系天灾，当赈济灾民、补种他粮；若系人祸…”

他顿了顿：“当彻查到底。”

“怎么查？”陈默问。

“遣钦差赴疫区，实地勘验，访查民情，追查瘟源。”杨涟答得干脆，“同时令太医院、钦天监共议，研判天象地气是否异常。”

很标准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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