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的奏折是在秋收庆典后的第五天送到的。

折子写得很克制，但字里行间透出的焦虑像纸背渗出的墨——他用了整整三页纸，只算了一笔账：

“臣据河南、山东、北直隶三省报，染瘟红薯田计十二万八千亩。

依《防治要则》，每亩需施药三次，每次需石灰二十斤、硫磺三斤。

计需石灰七百六十八万斤，硫磺一百一十五万两千斤。

然三省官仓所储，石灰不足百万斤，硫磺不足十万斤。

缺口…巨大。”

“更甚者，奸商囤积居奇。

臣遣人暗查，山东兖州、河南开封、北直隶保定三地，市面石灰价格已涨三倍，硫磺有价无市。

有粮商王怀礼余党，暗中收购药铺存硫，转藏于民宅，待价而沽…”

陈默把奏折放下，看向坐在对面的宋应星：“宋卿，徐光启算的账，准吗？”

宋应星手里捏着个算盘，指尖在珠子上停了停：“只多不少。

而且…这还没算江南。

若魏国公在南方如法炮制，需要的药材还得翻倍。”

暖阁里静了片刻。

窗外的秋阳很好，把御案上的奏折照得一片金黄，但屋里的空气却沉得能拧出水来。

“也就是说，”陈默慢慢说，“敌人烧了咱们的粮，现在还想掐断咱们的药。”

“是。”宋应星顿了顿，“但臣有个想法…或许可以不用硫磺。”

他起身走到墙边挂着的作物图前，手指点在“葡萄”那栏：“西洋教士曾言，法兰西国葡萄园多染霉病，农人用硫酸铜与石灰水混合喷洒，可防治。

此液色如波尔多红酒，故称‘波尔多液’。”

“铜？”陈默皱眉，“大明产铜不多。”

“日本产。”宋应星转身，“而且…郑芝龙的船队，常走日本航线。”

话说到这里，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陈默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扶手。

郑芝龙——那个盘踞东南沿海、亦商亦盗的海上枭雄，去年刚被“招安”，封了个游击将军的虚衔，实则仍控制着从福建到日本、琉球的海路。

用他，等于把防疫的命脉交到海盗手里。

不用他，几百万斤石灰硫磺的缺口，三个月内根本补不上。

“皇爷，”王承恩小声提醒，“郑芝龙在京的代表，前日递过帖子，说想觐见…”

“说什么事了吗？”

“说是…进献‘海外国器’，以表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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