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京城，天气转凉，国子监的槐树叶落了一地。

这一日，徐光启与宋应星联袂求见，两人脸上都带着几分按捺不住的激动与焦灼。

养心殿里，皇帝刚批完关于陕西秋粮补种的奏报，见他们这副模样，便让王承恩赐座看茶。

“陛下，”徐光启率先开口，语气恳切，“臣等近日整理《农政全书》与《天工开物》文稿，深感典籍散佚、资料难寻之苦。

许多前人心血，或因兵燹，或因虫蛀，或因藏家秘不示人，渐至湮没无闻。

更有一等实用技艺、地方物产志、边陲图说，往往只存于故纸堆中，寻常士子乃至匠人，终生难窥一面。”

宋应星接口，声音因急切而略高：“陛下兴办新学，推广实技，若无典籍流通，恰如无源之水！

坊间书肆，所售无非经义、时文、，偶有实用之书，价格高昂，非寒士所能企及。

长此以往，新学何以扎根？

实技何以广传？”

陈默放下茶盏，若有所思。

他来自信息爆炸的时代，太清楚知识垄断的可怕。

在这个时代，书籍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二位先生的意思是……”

徐光启与宋应星对视一眼，齐齐躬身：“臣等恳请陛下，仿民间书院藏书楼之例，设一‘公共藏书阁’，汇集官府刊印、内府所藏之复本、乃至征集民间捐赠之实用书籍，许士子乃至略识文字之匠人、农夫借阅抄录！

地点不必奢华，管理务求严谨，使学问不再束之高阁，而能流布于有志者之手！”

这个提议，比开放同乐园更加触动某些根本。

书籍，在士大夫心中，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将“官书”乃至“内府书”向平民开放，不啻于一场静悄悄的文化平权。

消息传出，朝堂之上暗流涌动。

几位翰林院的老学士痛心疾首，上疏力谏：“典籍者，国之重器，圣学根本。

岂可轻付市井，使贩夫走卒皆得窥探？

淆乱经文，亵渎先贤，莫此为甚！

且寒门纵得书，无师讲授，难免穿凿误解，反生邪说，其害更烈！”

礼部也有官员委婉质疑：如何确保书籍不损不盗？

借阅者鱼龙混杂，若有心怀叵测之徒，借机窥探国家舆图、军政机要，又当如何？

陈默早料到阻力。

他没有在朝会上争论，而是将徐光启、宋应星以及几位态度相对开明的阁臣、国子监司业召至文华殿，开了一场小范围的“听证会”。

“朕问诸位，”陈默环视众人，“太祖高皇帝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其时可曾熟读汗牛充栋之经史？

成祖令编《永乐大典》，集古今文献万余卷，是欲藏之名山，还是传之后世，以资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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