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微言推开律所的门时，北京正在下雨。

不是那种瓢泼的、痛快的暴雨，是十一月特有的那种细密绵长的冷雨，像无数根冰针斜斜地扎下来，落在皮肤上不疼，但寒意会顺着毛孔渗进去，一直渗到骨头缝里。

她没带伞，从出租车上下来跑到大楼门口的十几步路，头发和肩膀就湿了一层。

大堂的保安抬头看了她一眼，大约是见惯了加班到深夜的律师和家属，什么也没问，只是指了指电梯的方向。

电梯间空无一人。

她按下28层的按钮，镜面门合拢的瞬间，她看到了自己的样子——头发湿答答地贴在额头上，眼圈还是红的，怀里的牛皮纸档案袋被雨淋出了几滴深色的水痕。

她伸手去擦，水痕反而被抹开，变成一小片模糊的阴影。

她放弃了。

电梯上升的过程中，她的耳朵里只有两种声音：缆绳运作的低沉嗡鸣，和自己越来越响的心跳。

28层到了。

门打开，走廊里只亮着几盏应急灯，大部分工位都暗着，只有尽头的合伙人办公室还透出光来。

那扇门虚掩着，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暗色的地毯上画了一条金色的细线。

林微言沿着那条线走过去，鞋跟踩在地毯上没有任何声音，安静得让她觉得自己的呼吸都太吵了。

她站在门口，手搭在门把上，没有立刻推开。

从门缝里看进去，沈砚舟站在落地窗前。

他背对着门，一只手插在西裤口袋里，另一只手垂在身侧，指尖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烟。

窗外是整座城市的灯火——国贸的玻璃幕墙群还在加班，长安街的车流像一条缓慢流动的光河，远处有飞机在夜空中一闪一闪地往南飞。

他站在那幅巨大的光景前面，一动不动，像一幅被框在画里的剪影。

林微言推开门。

沈砚舟转过身来。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窗外的雨声隔着玻璃传进来，闷闷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一面旧鼓。

办公室没有开主灯，只有桌上那盏墨绿色的台灯亮着，光圈打在红木桌面上，照出一堆摊开的案卷和半杯凉掉的咖啡。

他瘦了。

比上次在书脊巷见面的时候更瘦。

白衬衫的袖口卷到手腕以上，露出一截手臂，骨节的轮廓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分明。

领带松松地挂着，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一颗，像是已经疲惫到了懒得维持体面的程度。

但他的袖扣扣得很好。

那对袖扣，银质的，表面刻着极细的云纹，在台灯的光里闪了一下，像暗处睁开的一只眼睛。

林微言认得它们。

那是她大二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攒了三个月的兼职工资，在王府井一家老银铺里打了整整一个下午的价。

她当时跟他说，这个不值钱，你以后发达了可以换对好的。

他说，不换。

五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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