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起来忙活农活、检修机器的疲惫尽数涌上心头，肚子早已空空荡荡，可他半点吃饭的胃口都没有。

满心都是造化弄人的憋屈，落差感如同潮水般将他彻底淹没。

可就在他满心颓废、近乎绝望的时候，视线再次落在通知书顶端那熠熠生辉的烫金大字上。

大学录取通知书。

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是无数困顿在农村、被命运困住的年轻人，毕生梦寐以求的曙光。

金玉良怔怔看了许久，眼底的迷茫、不甘、痛苦一点点褪去，慢慢被极致的坚定取而代之。

他缓缓抬起头，抬手用力抹了一把脸，擦掉眼角的酸涩与额头的尘土，拍了拍身上沾满泥点、油迹的旧布衣。

他压低声音，对着自己轻声打气，语气带着自我宽慰，更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没事，没关系。”

“不管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我终究考上大学了。”

“能走出这片土地，能跳出农门，就比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困在山村刨食要强百倍！”

其实在1977、1978年恢复高考的特殊年代，志愿被乱调、学校被调剂、专业完全不符的情况，根本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常态。

那是高考重启的首个过渡期，制度尚未完善、信息极度闭塞、招生规则杂乱无序，无数考生都面临着这样的无奈与遗憾。

彼时的考生和家长，大多没有半点报考经验，更不懂什么院校梯队、专业优劣、就业前景。

在所有人的认知里，只要能考上大学、能脱离农村、能吃上商品粮，就是天大的福气，就是逆天改命。

至于学校好坏、专业冷热，从来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当年的考生邱建伟，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他当初填报志愿，只偶然从村里广播听过中国科技大学的名字，觉得校名大气、听着厉害，便毫不犹豫填为第一志愿。

他一直以为这所顶尖名校坐落于京城，满心憧憬着进京求学，前途光明。

直到收到通知书，看到学校地址在合肥，他当场彻底愣住，满脸茫然不知所措。

他压根不知道合肥在何方，最后只能厚着脸皮找公社会计翻查老旧地图，才知晓那是千里之外的安徽首府。

满心进京的期许，最终落得远赴他乡的落差，其中的遗憾与无奈，只有自己知晓。

还有考生海闻，年少时酷爱读书，一心想要深耕文史典籍，心心念念填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

他满心期待往后能终日遨游书海、与书为伴，过上安稳舒心的读书生活。

可一纸通知书彻底打碎了他的期许，他被调剂到了从未听过、全然陌生的北京大学经济系。

彼时的经济学冷门又晦涩，无人知晓其价值，海闻拿着通知书愣在原地，久久回不过神，反复喃喃自问：“经济学是什么？

能当饭吃吗？”

除了被动调剂的考生，还有不少家底清白、父辈有学识的考生，为了稳妥上岸，刻意保守填报，主动放弃名校良机。

厦门大学历史系77级的刘海峰，当年填报志愿全程求稳，不敢有半分奢望。

他的志愿清单清一色都是省内稳妥院校，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再到厦门大学中文系，全程规避顶尖名校，只求稳稳上岸。

四川大学历史系77级的罗志田更是谨慎，志愿从地方师范高师班起步，层层递进，绝不贪多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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