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华算不上真正挨过饿的人，父母勤恳顾家，从未让他饿过肚子。

但那种永远差一口、永远半饱不饱的饥饿感，贯穿了他的整个少年青春。

他自小家里人口众多，一家八口人挤在一起吃饭，口粮本就捉襟见肘。

他幼年时还赶上过村里吃大锅饭的时期，最懂粮食的珍贵。

天还未亮透，母亲就端着大搪瓷脸盆，匆匆赶往生产队食堂打粥。

打回来的稀粥清得能照见人影，母亲最先盛出一大茶杯，留给辛苦劳作的父亲。

剩下的稀粥，小心翼翼分给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最后只剩浅浅一碗，留给自己。

为了多挣一口口粮，母亲拼尽了全力，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有一次生产队长派人去队里筛米，完工后能额外奖励二两米。

就为了这微不足道的二两米，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抱着年幼的黄卫华，在米仓忙活了一整个上午。

奈何忙活结束赶去分粥时，天色已晚，食堂的粥早已被分光，一滴不剩。

一家人的午饭，最终就只剩辛苦换来的二两米。

二两干米，如何养活整整一家八口？

母亲只能拼命加水稀释，再把上山采来的野菜切碎，全部倒进锅里同煮。

一锅清汤寡水的野菜稀粥，就是一家人整整一天的口粮，勉强糊口度日。

为了撑起这个家、让孩子们多吃一口饭，父母穷尽办法、四处挖潜求生。

父亲常年在生产队跟着老木匠帮工，吃苦耐劳、勤学苦练，悄悄练就了一身木工手艺。

手艺学成后，父亲被生产队正式留用，总算能每月多分到一些额外口粮。

靠着这份额外收入，家里紧绷的温饱难题，才稍稍得到缓解。

后来村里公共食堂解散，政策稍有松动，允许社员私下开垦荒地种粮。

父母如同抓住救命稻草，每日天不亮出门，深夜才踏月归家。

山坳边角、溪流两岸、荒坡空地，只要能开垦的闲置土地，全都被他们平整出来。

地里种上耐旱高产的玉米、番薯、土豆，用来弥补生产队口粮的不足。

村里乡亲纷纷效仿，人人开荒种地、勤恳劳作。

短短半年时间，家家户户的粮缸都充实了不少，终于摆脱了日日挨饿的困境。

可安稳日子没过两年，新的政策下达，彻底打碎了所有人的希望。

村里明令禁止私人开垦荒地，认定这些自主开垦的土地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彻底割除。

村民们满心不甘、满腹怨言，却没人敢违抗大队的硬性规定。

一块块好不容易开垦、养熟的良田，被迫彻底荒芜，重新变回荒坡野地。

后来每逢暑假，黄卫华回村参加生产队劳动，父亲总会指着那些荒地叹息。

一遍遍跟他念叨，哪一块是当年连夜开垦的，哪一块曾经养活了一家人。

那时村里依旧留有自留地，每家每户统一标准，严格限定七厘二，多一分都不许有。

全村上千亩水田、成片山地，人均水田足有一亩，可分到百姓手里的自留地，寥寥无几。

肥沃平整的良田全被生产队统一管控，分给村民的自留地，全是缺水少肥的山岭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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