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正月初四。

法租界霞飞路往西走两个路口，梧桐树的枯枝上挂了一串红灯笼，是弄堂口卖炒货的王老太自己糊的，纸糊的粗，浆子没上匀，风一吹歪歪扭扭的。

徐望川坐在条桌后面拨算盘，面前摊着三本账：一本是兴隆贸易的正经生意账，一本是上海站的经费支出账，第三本没有封面，夹在前两本中间，记的是他自己的私账。

沈玉兰坐在对面，手边放着一杯龙井，茶叶是正月里日本太太圈子送的年礼，西湖龙井，半斤装铁罐，上面贴着一张手写的日文贺年卡。

茶叶她喝了，贺年卡背面的送礼人名单她抄了一份锁进了情报档案柜。

“这一季度兴隆的土产批发净赚一千二百块，扣掉房租水电和伙计的工钱，到手八百六。”

沈玉兰把结算单推过来。

徐望川扫了一眼数字，算盘珠子噼里啪啦拨了几下。

“八百六。”

他把算盘搁下来，嘴角动了一下，“我们这帮搞情报的，合着做买卖比干本行赚的多。”

沈玉兰没接这茬，放下登记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语气平淡的说：“党务调查处有人在查兴隆。”

徐望川拨算盘的手停了。

“哪来的消息？”

“松田太太圈子里有个中国太太，姓韩，丈夫在公共租界的一家文具店做事。

初二那天茶话会上她跟我抱怨，说丈夫年都没过好，天天加班，上头派了任务要查一家南洋来的贸易公司。”

沈玉兰的目光平静，“她嘴碎，我就多套了她几句话，她丈夫的差事不是文具店，是党务调查处上海站的外勤。”

“哪家文具店？”

“静安寺路，靠近铜仁路口那一家，叫永新文具行。

门面不大，卖钢笔墨水信纸，后头还带一个小印刷间。”

徐望川站起来，走进里间。

打开柜门，从最底层抽出一个牛皮纸袋。

党务调查处上海情报网布局图。

第一个红圈：公共租界静安寺路，永新文具行。

标注：党务调查处上海站联络点，负责外勤情报接收和初级加工，近一年内与日方有不明资金往来，金额约法币六百元，来源渠道不明。

徐望川的铅笔尖点在这个红圈上。

就是沈玉兰刚才说的那一家。

戴笠在南京把这份东西交给他的时候，他还在掂量是送礼还是下套。

现在不用掂量了，永新文具行的人已经先动了手，在查兴隆贸易。

党务调查处先查他，他再查党务调查处，这叫正当防卫。

徐望川把文件叠好放在桌上，走回外间。

沈玉兰还在原位坐着，茶杯端在手里，等他说话。

“文具店的那个韩太太，你跟她关系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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