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很快。

樱花国的校园生活有一种近乎刻板的规律性。

早上七点起床，去食堂吃一份定食早餐——米饭、味增汤、烤鱼、腌萝卜。

八点半上课，中午在学食吃咖喱饭或者乌冬面。

下午旁听或者泡图书馆，晚上回宿舍整理笔记。

周扬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每天至少读五十页日文原版的学术着作。

前世虽然也学，但学的都是直接能变现的东西。

这一回，他把自己当成一块干透了的海绵，什么都往里吸。

城市经济学、区域规划、财政学、甚至樱花国地方自治法的演变史。

图书馆三楼靠窗的那个位子，几乎成了他的专属。

管理员是个戴着厚底眼镜的老太太，每天闭馆前都要来催他：“周先生，还有三分钟闭馆。”

周扬就合上书，朝老太太点头致意，提着笔记本走回宿舍。

夜里躺在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窗外偶尔传来埼京线末班电车驶过的声音，车轮碾过铁轨接缝处的节奏，和青藏高原上那列东风4型机车的轰鸣截然不同。

一个轻快，一个沉闷。

一个属于和平年代的秩序社会，一个属于蛮荒时代的法外之地。

周扬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的不是东京的霓虹，而是柳格公路上那个K347的里程桩。

那根水泥桩子上，沾着的东西永远洗不掉。

但在这间不到十平米的宿舍里，在这座被规则和秩序浸泡了半个世纪的异国城市里，那些血腥的记忆正在被一页页翻过的书本慢慢覆盖。

不是遗忘，是沉淀。

第三个月的时候，周扬收到了杨欣从榆树市寄来的第一封信。

航空信封上贴着八角钱的邮票，邮戳盖得歪歪扭扭。

信纸是市政府的公文笺，但字迹是手写的，一笔一划都很用力，能感觉到钢笔尖在纸面上刻下的力道。

信的内容很短，通篇没有一句想你之类的话。

全是公事。

星火电子厂的产线改造进度，喀尔县棉纺厂的第一批出口订单回款情况，张华赴美前留下的几个烂尾项目的收拾方案。

最后一行写着：东京的樱花应该开了，替我看看。

周扬把信折好，塞回信封，放进抽屉里，和那叠照片搁在一起。

他拉开宿舍的窗户，探出半个身子。

校园里的染井吉野确实开了，粉白色的花瓣在夜风里簌簌飘落，落在路灯下面，铺了薄薄的一层。

远处的教学楼黑着灯，只有图书馆的三楼还亮着，窗户里透出暖黄色的光。

周扬关上窗户，坐回书桌前。

他拿起笔，翻开一个新的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了四个字。

产业经济学。

然后翻到第一页，开始抄录小林副教授上周课上提到的那组关于东亚代工模式演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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