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在纸面上沙沙作响，和窗外樱花落地的声音混在一起。

六千公里之外的西北荒漠上，新修的铁轨正在月光下泛着冷白色的光。

喀尔县的棉纺厂里，夜班工人的纺纱机还在转。

而在这间异国的小房间里，那个曾经用八一杠和橡胶警棍重塑了一座城市秩序的男人，正在安静地做一件他亏欠了自己三十五年的事。

念书。

四月的埼玉大学，染井吉野樱落尽，换上了满树的新绿。

政策科学研究科的阶梯教室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昂贵古龙水混杂着宿醉酒精的味道。

这门名为《东亚地缘政治与经济协同》的课程，与其说是学术研讨，不如说是各国中层官僚的社交俱乐部。

周扬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那本厚厚的硬抄本，钢笔笔尖在纸面上匀速移动，记录着讲台上田中教授关于广场协议后遗症的数据模型。

与他的专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排那群金发碧眼的白人同学。

他们大多来自北美和西欧的政府部门，打着公派留学的幌子，实则是来远东休假镀金。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初的樱花国，在面对这群欧美官僚时，依然保持着一种近乎谄媚的卑微。

校方对这批特殊留学生的照顾，已经到了毫无底线的地步。

留学生会馆的单人宿舍被私自打通，改造成了豪华套间。

那些欧美官员的房间里，同寝的樱花国女大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

年轻的女孩们把这种投怀送抱视为攀附权贵、跨越阶层的捷径，而校方对此不仅听之任之，甚至在暗中推波助澜。

就在上周，留学生课的课长，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特意把周扬请到了办公室。

对方用极其委婉的敬语，暗示可以为周扬调换一间“更宽敞、条件更优越”的宿舍，并隐晦地表示，如果周扬在生活上需要“特别的照顾”，校方完全可以安排。

周扬当时的回答极短。

“我习惯一个人住。

另外，我对你们的课外辅导不感兴趣。”

课长碰了个软钉子，讪讪地收回了那套说辞。

回到阶梯教室。

讲台上的田中教授正在板书，粉笔摩擦黑板发出沙沙的声响。

前排，一个名叫理查德的镁国商务部官员把双腿架在课桌上，手里翻着一本带颜色的成人漫画，时不时和旁边的罂国同行发出几声放肆的哄笑。

他们根本不在乎讲台上那个樱花国老头在讲什么。

在他们固有的傲慢逻辑里，这个战败国的学术体系毫无价值，他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在履历上添一笔海外交流的背景。

理查德转过头，目光越过几排空座位，落在了周扬身上。

看着周扬一丝不苟做笔记的模样，理查德吹了个轻佻的口哨。

“嘿，夏国人。”

理查德用带着浓重德州口音的英语大声嚷嚷，完全无视了正在授课的教授：“你记那么多垃圾有什么用？

你们那个连柏油马路都没铺齐的国家，看得懂这些宏观经济模型吗？”

教室里安静了两秒，随后爆发出一阵哄笑。

几个欧洲官员跟着起哄，言语中夹杂着针对肤色和国家的粗俗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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