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过年我说的话，你还记得吧。”

杨安邦靠在藤椅上，指腹在紫砂壶的壶盖上蹭了两圈：“文凭拿了，工作也定了。

你下个月就得去闽东报到，一上任就是新官三把火，忙起来没头没脸的。

欣儿那边也一样，榆树市的摊子才接过来，千头万绪。

你们两个人要是再不把这事儿办了，往后凑在一块儿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

周扬没有接话，但手指松开了杯壁。

杨安邦看了他一眼：“你还有一个月的假。

趁这个月把事儿办了。”

书房里安静了几秒。

窗外的白杨树被晚风吹得哗哗响，叶片拍打在纱窗上，声音细碎。

“您觉得什么时候合适？”周扬问：“怎么办合适？”

这个问题问得极实在。

没有推脱，也没有表态上的虚与委蛇。

在体制内混了这么些年，他太清楚婚礼这件事对于官员而言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私事。

办得太铺张，是给纪委送素材。

办得太寒酸，又容易让人嚼舌根。

尤其他和杨欣这种身份，一个即将上任的地级市市长，一个在任的地级市市长，省委书记的女婿和女儿，稍有不慎，就会变成官场八卦的发酵池。

杨安邦显然也想过这个问题。

他把壶盖揭开，看了一眼里头已经冷透的残茶，又盖上了。

“我们家不看重那些形式。”

杨安邦说得很慢，像是在跟一个合作了多年的下属敲定某个项目的执行方案，而不是在讨论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我的意思是一切从简。

当然，你们年轻人如果想热闹一场，大办特办，我也不拦着。”

周扬摇头。

“我没什么家人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调很平，像在念一行档案上的个人信息：“也没什么亲戚。

从简，我没意见。”

杨安邦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拍。

周扬说的是事实。

父亲周伟在十年风暴前夕带着母亲远走海外，音讯全无。

爷爷周云开早在他重生的那天就入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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