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了之后，杨母拉着杨欣回客厅继续看电视，嘴里念叨着要不要给杨欣做一身新衣服，杨欣说算了吧那天穿得整齐点就行了，两个人的声音隔着走廊飘过来，一高一低。

周扬留在书房里帮杨安邦收拾酒杯。

他把两只瓷杯放回茶盘，顺手擦了擦桌上溅出来的几滴酒渍。

杨安邦站在书柜前翻出一本通讯录，戴上老花镜，开始在里面勾画名字。

铅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很轻，夹杂着他偶尔的自言自语——“老赵退了，不用叫了”“秘书长那边得通知一声”“老钱的爱人上个月住院了，算了……”

周扬把茶盘端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台灯的光把杨安邦佝下去的背影拓在墙上，影子比人大了两圈。

七十年代从燕京下放到青海，一干就是二十多年，鬓角的白发是这片高原的气候和权力的消耗一起磨出来的。

这个老人把女儿交给了他，把西北官场上十年积攒下来的政治信用分了一部分在他的档案里，又亲手把他送出国门镀金，再安排到东南沿海的实权岗位上。

这笔账算下来，远比婚礼本身沉重。

“岳父。”周扬开口，声音压得很低。

杨安邦抬起头，老花镜架在鼻梁上，镜片后面的眼神带着一种审阅公文的习惯性专注。

“我也想请几个人。”周扬说。

杨安邦把老花镜摘下来，搁在通讯录上面。

镜腿折合的声音极轻。

“你自己安排就行了。

要几个位置，跟我说声，你妈那边好备菜。”

周扬想了想，伸出两根手指。

“就两个。”

杨安邦没多问。

点了下头，把那个数字记在通讯录的空白页角上，铅笔尖在纸面上点了两下。

周扬走出书房，回到客厅。

杨母和杨欣窝在沙发里，电视剧已经演到了大结局，女主角和男主角在雨里抱头痛哭，配乐快把音响震破了。

杨母看得鼻尖发红，手里的毛线活早就忘了。

周扬没有打扰她们。

他穿过走廊，走到院子里。

夜风从白杨树的枝叶间灌进来，七月的西宁，入夜以后温度掉得厉害，凉气沁进毛衣的织孔里。

院子角落有一部铁灰色的Ic卡公用电话，省委家属院统一装的。

周扬从裤子口袋里翻出电话卡，插进卡槽。

第一个电话打到多玛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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